黄靖：美国内伤深重，但拜登对付中国也着眼“内部”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靖]

　　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本来就不稳定的中美双边关系更加不确定。我们在疫情过后将会面临一个怎样的美国？美国对华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呢？

　　这次疫情，不仅给美国给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伤害，而且也充分暴露了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故步自封和一系列的战略失误而导致的严重“内伤”。疫情后的美国将面临来自五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疫情使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甚至萧条。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流通——人员、技术、金融、物资、消费的流通。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不得不采纳和中国同样的做法，即最大限度地阻断人员的流通。人的流通一旦受阻，其他领域的流通也大大迟缓甚至停滞下来，因而一方面失业率飙升；另一方面引发市场恐慌，导致股市持续熔断性暴跌。尽管史无前例的“大撒钱”维持了金融市场的稳定，阻止了经济的崩塌，但却难以阻止疫情后美国经济的大滑坡。因为“大撒钱”不能治愈美国经济的三重结构性沉疴：

　　其一，实体经济的衰败导致的经济结构高度失衡：其二，偏向资本的分配结构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其结果是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力和劳动热情衰退。其三，高度全球化的资本导致美联储对美国经济中最有活力、也最为关键的金融资本的控制力不断减弱。

　　疫情不仅大大加速了美国在债务深渊中的跌落，而且，包括美联储前主席珍妮特·耶伦等主流经济学家预计，疫情后美国经济至少将缩减30%；而失业率目前已飙升至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23%。如何防止经济大滑坡，尤其是如何维持金融稳定，是疫情后美国面临的首要挑战。

　　第一，疫情后的美国政治和社会将更加分裂。自本世纪以来，美国逐渐陷入分裂而难以自拔。经济上贫富两级分化越拉越大；政治上坚持“政治正确”、主张全球主义的自由派和坚持“美国第一”、反对全球化的保守派形同水火；社会中“我们要什么”的利益博弈，各利益团体在政策取向上的不同要求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是谁”——各社会群体在宗教、种族、堕胎、拥枪和同性婚姻等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的价值观上的势不两立。

　　由于担心骚乱，白宫外竖起了围栏（图片来源：新华网）

　　疫情爆发后，民众在是否应该“隔离”上的尖锐对抗，表现出正是不同群体在价值观上难以调和的对立。疫情爆发后两党的互相指责、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开矛盾、疫情引爆的经济危机以及今年总统大选中两党候选人必将不遗余力的互相攻讦，都将使疫情后的美国社会分裂愈深。在“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内，巨大的社会分裂使得任何重大政策的制定都会因双方无休止的缠斗而难以出台。更严重的是，在“我们是谁”上的尖锐对抗撼动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国家认同，因此，任何突发事件都会引爆社会动荡。

　　第二，疫情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力和威望大幅下滑。在这次肆虐全球的疫情中，长期执世界事务之牛耳的美国，没有表显出任何领导力和担当。美国政府将疫情政治化，把自己糟糕的抗疫表现——感染率和致死率双双高居世界之首——蛮横地归罪他人，更使其名誉扫地。事实上，美国在疫情期间召开的G20会议上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而其主导的G7会议甚至连一个共同声明都未能发出，更谈不上什么具体的协调和行动。

　　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在内的美国前政要和顶级学者都指出，美国在疫情中的糟糕表现，使其在世界中的领导地位和威望遭受到“重大损失”。更具深远影响的损失在于非西方国家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以至整体优越性的幻灭。而且，对美国的幻灭在年青一代尤为强烈。可以预见，疫情后美国在维持国际秩序、尤其是经济复苏中的“领导”作用和影响将进一步下滑。因此，挑起事端、制造紧张局势将成为美国彰显“领导”能力的有效手段。

　　第三，疫情损害了美国的军事能力。全球部署的美国军队是维护美国巨无霸的军事力量的必要保证。然而，这也加大了美国军队在肆虐全球的疫情中的感染机会。由于美国政府的麻木和迟钝，美国军队、尤其是维护世界霸权的作重要军种海军受灾严重。

　　疫情后如何尽快恢复战力和士气，如何整顿因特朗普任人唯亲、在马蒂斯辞职后，连续任命两位前军工企业高管沙纳汗和埃斯珀为美国防长而导致的士气低落和管理涣散，将是美国军队面临的重大挑战。为克服这一挑战，美军必将强化海外的军事部署和活动。一方面保持对潜在的“敌对”国家保持军事压力，一方面借此改善和加强指挥链和战斗能力。

　　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疫情后的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疫情并没有改变美国在人均资源占有量、研发能力、资产总量、军事能力、高端产品制造能力等主要指标都高居世界首位这个基本事实。

　　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然而这个国家却并没有紧急起来（图片来源：新华网）

　　尽管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大搞单边主义的美国在国际事务往往成事不足，但凭借其在国际事务中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行动能力和舆论制造能力，美国挑起事端、制造紧张局势并进而抓取主导权的能力依然非常强悍。这一点，在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将疫情政治化、对世卫组织和中国污名化、进而甩锅推责等一系列动作中表现突出。

　　因而，即便拜登上台，美国对华政策依旧会趋向强硬。因为除了在防止金融危机方面中美或有“同船共渡”的必要性，在其余的政策方向对华用强，都有助于美国克服疫情后所面临的内外交困。

　　对华强硬历来是美国整合内部矛盾、激发内部活力的手段。由于美国朝野前所未有的分裂，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在所有重大的内外问题上都势不两立。对华强硬是美国两党唯一的战略共识。这个共识的基础，是两党的建制派都认为中国是唯一能对美国产生根本性威胁的大国。美国建制派认定，如果让“修正主义”的中国如此发展下去，要取代的不仅仅是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是要打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进而用中国的生存模式取代美国的生存模式。因此，通过对华强硬，进一步坐实这个“大战略观”，树立以战胜中国为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借此强力整合美国内部各利益集团，政治上达成以对抗中国为基础的新的内部平衡；经济上重新焕发活力；社会中形成以“捍卫自由、保卫美国”为基础的强大凝聚力。

　　提高对抗强度也是美国逼迫盟国“选边站”的有效手段。美国两党建制派和“深层政权”（deep state））都明确意识到，以美国一国之力不能遏制中国。必须组成一个世界范围内反华联盟，才能达到目的——这是目前建制派主流鼓吹要和中国进行一场“新冷战”的根本目的所在。但迄今为止，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明显表现出不愿意在中美之争中选边站，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进一步加剧了各国不选边站的政策取向。因此，为了迫使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站到美国一边，必须加大和中国的对抗力度和强度，进而凸显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使他们不得不站在美国一边。

　　强化对抗，是在逼迫/诱使中国犯战略错误。美国战略界清醒地认识到，即便美国能够组成反华联盟，也很难从外部压垮中国。因此，对华强硬的一个根本目，是给中国制造一个恶劣的外部环境，逼迫/诱使中国在巨大外部压力下犯战略错误。尤其是在中国领导层换届、或决策层中产生重大意见分歧之时，美国更会加大对抗强度。

　　对华施压，目的在于引发/激化中国内部的分歧和矛盾。除了尽力组成一个反华联盟之外，美国给中国施压的主要手段，是抓住一切有关中国的内外问题，如南海、台海、朝核、人权、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涉港、涉疆、涉藏等等施加压力，兴风作浪，甚至不惜踩踏底线。目的是要通过在这些问题上制造压力，以此诱发和激化中国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决策层的分歧。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包括决策者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和团体，在面对重大问题时都会产生不同意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政策诉求碎片化的趋势，使得中国的公众舆论和各决策部门/层级在面临重大问题时产生分歧甚至对立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稍有不慎，便会激化矛盾，进而导致内部分裂。毕竟，当年苏联的垮台，除了其方向性的战略错误之外，领导层内部的分裂是一个致命的原因。

　　此外，美国还会利用一切信息和舆论手段，强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攻击，尤其是针对最高领导人的攻击，目的是在国际上“妖魔化”中国政权和国家领导人，打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合法性”；在国内引发不满，挑起矛盾，制造分裂。

　　显然，中国的应对策略是要防止最坏，争取最好。这样，管控最可能出现的中间局势就有了相当的把握。

　　首先要明确的是，中美“竞争”与美苏冷战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冷战中的美苏各自生存于自己的世界中，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经济上的相互隔离，使得美苏之间的“零和游戏”成为必然。中美两国都与同一个世界紧密关联，双方都在同一个国际秩序中、在市场经济主导下谋求利益最大化，这不仅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且造就了中美之间利益上的相互依赖，因此，中国可以也应该避免和美国展开“零和游戏”。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除了获得快速的和平发展之外，就是使中美融合到同一个世界里，成为这个世界中的两个利益高度关联的大国。美国要与中国“脱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割断与中国的利益关联，将中国挤出这个世界，进而组成由发达国家为中坚的反华同盟，逼迫中国进入其预设的“新冷战”的战略框架，由此形成对中国的最坏局面。

　　因此，反制美国对华强硬政策，首先要明确中国在对外政策中的“不能做”清单，防止被带入美国节奏、进入其预设的“新冷战”战略框架。只有明确了“不能做”清单，才能清醒地认识到要做什么和怎样做的底线，从而尽量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自己预设的战略框架内把控中美关系，不让美国在中美“竞争”中掌控主导权和主动权。

　　不对抗。不对抗绝非不斗争，而是不按照美国的节奏去处理中美关系。美国整体实力仍然强于中国，如果按照美国的步调走，以牙还牙、针锋相对，那么势必导致对抗强度的不断提高，进而被带入美国的节奏，最终被拖入美国设定的两军对垒的“新冷战”的战略框架中。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强调“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质就是要避免正面对抗，不打阵地战，不被强敌牵着鼻子走，进而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不另起炉灶”。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不另起炉灶”。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不仅要留在这个世界里，而且成为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推动这个世界继续发展的正面力量。因此，中国在政治上要奉行多边主义，维护多边机制之上的国际秩序，积极参与多边机制之上的全球治理；在经济上要维护和推动以市场引导、法治保障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文化/价值观上要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美国通过“脱钩”将中国推入“新冷战”的预设战略框架。

　　不结盟。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峰会上指出，中国对外交往中“结伴不结盟”。所谓结盟，在政治上是意识形态主导的，组织上是封闭排他的，在盟友关系上是不平等的，结盟的目的是对抗。而结伴是利益主导的——只要有共同利益，就可结伴而行，在组织上是开放包容的，在关系上是平等的，结伴的目的是合作。“结伴不结盟”就是要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伙伴关系，有效制衡美国要将中国拉入两军对垒的零和游戏中。

　　不扛大旗。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中，不抗大旗，尽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和平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但中国一贯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各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等原则和主张。应该明确认识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是共同利益与平等合作，不是共同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也没有国家大小之分。

　　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将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而美国内部的巨大分裂和政策走向的不确定使中美关系更加难以把控。但是，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希望中美之间展开一场两军对垒的“新冷战”，因为两个最大国家以“零和游戏”为基调的对抗必将危害整个世界的安全与稳定，这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要求和平、稳定、发展的愿望是相悖的。

　　因此，要争取在自己的战略框架内、按照自己的节奏掌控中美的“竞争”势态，就必须在中国与世界这个大格局中应对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

　　15个国家的领导人和贸易部长在线远程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图自越南通讯社

　　中国的崛起，是通过改革开放、融入现存国际秩序的和平方式取得的。正因如此，美国要阻断中国的继续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切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把中国推出这个世界，进而陷入美国预设的两军对垒的“新冷战”的战略框架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越是紧密的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就越难奏效。毕竟，以维护霸权为目的、以单边主义为手段、以对抗为路径的对华强硬政策，本质上是要分裂世界。逆世界潮流而动，必定是失道寡助。

　　为了有效应对美国强硬对华政策，与世界共同发展，具体的应对策略可以总结为“三让三不让”的原则。

　　1） 让利不让理。让利，并不是在经贸交流中让别人多赚钱，而是要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主动地遵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在经贸交流和竞争中遏制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行为，遵循国际规则和“对等”原则，在法治的基础上强化知识产权的不可侵犯。不让理，是在反对单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多边机制、坚持自由贸易等重大原则上决不让步，占据斗争的道德制高点。

　　2） 让旗不让阵。让旗，就是不再渲染“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和“大国外交”等提法，不抗大旗，在对外交往中弱化意识形态色彩。不让阵，就是要坚决维护基于维护多边机制之上的国际秩序，搞好和发展上合组织、亚投行、金砖五国、10+1自贸协议、RECP，中日韩自贸协议等已经建立起来和要努力建立的“阵地”，是自己牢牢地和世界联系在一起。

　　3） 让地不让势。中国还是一个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一些鞭长莫及或不能有效把控的地方，如拉丁美洲、非洲等地不宜投入太多，要适当收缩。但是发展的势头不能让，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要积极保持发展势头，坚持不让。

　　归根到底，中美之间的较量实质上是两个大国整合自己内部的一场赛跑。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双方都可以将这场较量转化为倒逼国内变革的助推器。谁能最有效地利用这个助推器，率先完成内部整合，重新焕发，谁就能在中美关系以至整个世界的发展中掌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