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于当地时间11月3日晚结束投票，随之而来相对漫长、胶着的阶段性计票结果更是赚足了全球观众的眼球。尽管5天后拜登率先得票过半赢得选举，但美国围绕着大选的风波仍在持续。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地区大国对美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内容与方向充满了期待。印度作为南亚地区性大国，近年来与特朗普政府互动密切，以致美国大选落幕后，印度国内有舆论批评莫迪“押错了宝”。

但是本文认为，莫迪政府的选择符合其内政逻辑，不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印度都有着相对的坚定与实际的无奈。

一、哈里斯热与印度民族自豪感

暂且抛开印度民众对美国选举结果的期待，此次总统大选却掀起了印度国内一股关乎民族自豪感的浪潮。

8月12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选择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与其携手参与美国大选。就在拜登宣布哈里斯作为其竞选搭档的当天，印度社交媒体上立即掀起了一股以“民族自豪（#DesiProud）”为关键词的欢庆热潮，印度国内反响似乎比印裔美国群体更加热烈。

印度政客中，例如泰米尔邦副首席部长潘尼尔赛尔瓦姆第一时间在推特发文表示“对于印度人民，尤其是对于泰米尔纳德邦来说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时刻”。[1]可以理解，无论是否曾经关注过哈里斯，印度民众的欢呼与呐喊一定是真实、真诚的，因为民族自豪感似乎在印度是最容易被带动的情感。

印度的民族自豪感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哈里斯所拥有的印度血统，二是对海外印裔群体影响力以及印美关系稳步向好的期许。

美国各大移民群体中，印度裔人数近年来保持着高速增长，仅次于墨西哥裔群体。据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统计，2000年至2015年的十五年时间里，印裔群体从不到200万人增长到约400万人口。[2]

资料图来源：皮尤调查中心

尽管拥有选举权的印裔美国人只占美国登记选民的不到1%，但是印裔群体的态度和意向仍对最终大选结果起着重要影响。在一些包括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佛罗里达等摇摆州，印裔美国群体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上届2016年大选中两党拿下选举人团的所得票数差额。

正因如此，无论是特朗普总统还是拜登选举团队始终十分关注对印裔群体的选举动员。例如拜登团队的伞式组织“South Asians for Biden”就在今年独立日成立了“支持拜登印裔全国委员会”；特朗普同样有类似的动员团队，例如“支持特朗普印裔之声”，也有依据宗教划分的像“锡克人支持特朗普”、“支持特朗普印度教徒之声”等选举组织。

不过，相较于狂热的祝福与呐喊，印度著名政客、作家、联邦人民院议员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在美国脸书上的祝福似乎更加冷静。“随处都能听见印裔美国人和海外印裔群体庆祝乔·拜登选择卡玛拉·哈里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嗡嗡声”。[3]

塔鲁尔在此后撰写的多条推特和文章中也表示，印裔美国群体中对莫迪的态度是极度两极分化的，相较于民族自豪感，印裔美国人可能更加关心医疗健康和工作机会，[4]而他的判断也更加符合现实。

例如，美国有学者对936位印裔美国人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在影响印裔群体投票意向的议题中，美印关系并不重要，排在所有议题中的倒数第二，仅仅约3%的受访人视美印关系为大选重要议题，而绝大多数的印裔选民依然更倾向民主党。[5]

更进一步，美国选民两极化的现象已经非常显著，轻易让他们改投选票的几率是很低的。拜登选择哈里斯作为竞选伙伴可能一定程度上改变处于摇摆中的印裔选民的最终选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支持共和党的印裔选民多数处在深蓝区，就算他们改变立场选择支持民主党，效果上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当然其实对印度来讲，哈里斯热也就是短时间、单方面抒发民族自豪感罢了，毕竟无论是拜登-哈里斯组合当选还是特朗普连任，莫迪政府在大选前的一系列行为已表现出了足够的坚定，明晰了自身的定位。

二、印度的坚定——明定位、寻突破

美国大选前极受关注的事件之一当属印美完成了《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的签署，进一步深化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

倘若简要梳理印美防务合作历史则不难发现，美国政府为扶持印度作为对抗中国的地区性力量，在军事合作意愿上似乎更加积极，而印度直至莫迪执政后才加速推动了多项实质性协议的签署。

这是否意味着印度在现有国际格局下，愈发明晰自身的定位，努力向美国靠拢并逐步成为其盟友？又或者说，其实印度政府只是顺势而为，仍努力保证自身战略自主性的同时等待时机寻求突破？

我想当下至少在实证意义上很难回答上述问题，但不妨通过现有的材料从逻辑上粗略地认识美印间的互动。

冷战结束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基克莱特将军（Claude Kicklighter） 最早于1991年提出与印度深化军事交流与合作的建议；双方在1995年签订了国防部长级别的对话机制，而后由于印度发展军用核武器争议的影响，防务合作的议题暂时被搁置。

美国2005年逐渐撤销对印制裁后，双方重启关于深化防务合作的讨论。从2005年至2014年的数十年间，印度在防务合作的谈判上仍有许多顾虑，努力避免自己的军事战略选择被美国牢牢掌控。

莫迪执政后，相较前几任领导人无论在意愿还是政治实力上都更为强劲。从2016年印美签订《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开始，到美国于2017年进一步抛出橄榄枝，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印度升级为其“主要防务伙伴”，[6]再到特朗普政府塑造美版“印太”概念，强化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机制，莫迪政府也相应选择积极与美国讨论更深入的防务协议。此后三年多时间里完成了3次“2+2”会谈，成果颇丰，双方相继签署了《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与《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

资料图来源：印度媒体

至此，多项功能性协议的签署也引起学界对印美形成实际军事同盟以及如何重新看待印美关系的讨论。

尽管对印美关系类型有不同的认识，但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印度仍将自身的战略自主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例如，林民旺认为，三项美国防务“盟友”的基础军事协议也意味着“印度已经将自己的防务和安全牢牢地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了”，且印度在大选前迫切地与美国签订协议是避免美国大选结果的干扰，进一步“锁定”印美关系今后的大方向。[7]

亦有学者认为尽管印美在防务关系上达成了密切的合作协议，但是印美尚未达到密切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

张家栋指出，印美之间所存在的不对称、不平衡的关系与同盟或准同盟关系有本质性的区别，印度因其对自身大国的清晰定位，始终坚持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性，一旦国际上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现存的美印防务合作关系将会转型甚至解体。[8]因此，类似“非盟友的战略伙伴关系”[9]或“有选择的战略伙伴关系”[10]都是在指这种以利益驱动、利益互补的大国间非同盟关系。

有意思的一个例证是，就在此次“硕果累累、一片祥和”的印美“2+2”会谈后，印度外交部次日立即又向美国发出抗议，指出后者在官方英文翻译稿中擅自篡改了国防部长辛格的讲话。

印度外交部指出，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材料中引述印度辛格部长时写道，“我们（印度）北部边界受到了肆意侵略”，这个表述与辛格部长原话完全不同，美国需要立即进行修改。[11]

众所周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大选前无论是参加第三次美印两国外长和防长的“2+2”会谈，还是随后密切地访问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四国，整个行程目的都围绕着“中国威胁”、“中国扩张”等恶劣性的不实言论展开。

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蓬佩奥有意针对中国并挑拨地区稳定的做法是服务于特朗普大选，毕竟后者一直将遏制中国、“甩锅”中国作为其竞选筹码；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两党对于遏华所达成的共识，特朗普政府只是“外向型”的表达罢了，大选前企图再次巩固和确立美国的外交动向。

不过，此次印美“2+2”对话后的小插曲表明，印度认为美国不应公开将中印边界或中国因素作为印美间的谈判筹码或是将印度过度卷入美国遏华战略中，边界问题是中印间的双边议题，印度自始至终企图保留其战略自主。

印度的想法及态度不禁让人怀疑，这真的切实可行吗？

三、印度的无奈——内政逻辑、大国诉求

莫迪政府近年来在印美关系中对自身定位有多坚定，就反映出他实际上有多无奈。

不可否认的是，印度人民党在2019年大选前即便面临国内失业率高涨、经济低迷等发展压力，却通过将印巴、中印等边界安全问题政治化，实现了莫迪从“发展引领者(Vikas Purush)”到“印度守护者(Chowkidar)”形象的成功转变，从而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的簇拥下赢得选举。[12]

莫迪政府看似在国族构建、社会统合上愈发强大，逐步实现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但与此同时需要认识到，以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为核心的国家重构逻辑也意味着，莫迪政府无论对内部宗教少数群体，还是对外威胁都需展示足够强硬的实力，至少在姿态上要不断展现对“强硬”的诉求。

正如叶海林指出，印美近年来关系走向紧密的原因根植于印人党稳定执政印度后，“着手推动的印度教理念下重塑印度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政治路线”。[13]因此，过去4年时间里，交易型政治思维的特朗普总统恰恰能极大地满足莫迪政府的期待，哪怕过程中充满了无奈感。

特朗普执政美国后，印度也只能屈从于特朗普“交易型”的外交诉求。

在早期的关税战中，特朗普频频在多个场合威胁并要求印度减免美国商品的进口税率。例如他最早在2017年在国会演讲时就提出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的进口税率问题，2018年2月又再次对印度将美国哈雷摩托车税率从75%下降到50%极为不满，要求零关税。[14]

又如美国在2018年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后，立即对伊朗进行了一系列制裁行动，并威胁对与伊贸易的相关国家同样实施制裁。尽管印度尝试延长与伊石油贸易豁免期，但遭到美国强烈反对并威胁对印制裁。2019年5月后，伊朗也从印度第三大原油供应方跌出了前十。[15]

莫迪2019年再次执政，特朗普也转入积极应对2020年美国大选，从美国德克萨斯的“Howdy， Modi”到印度古吉拉特的“Namaste Trump”，两个大舞台，两位强势外向的领导人，感受着上万名听众的欢呼与呐喊，莫迪与特朗普之间的相互抬捧满足了两位右翼倾向的领导者对彼此的诉求，似乎也仅此而已。借用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印度与美国大选相继结束，莫迪继续充满“能量”执掌印度，特朗普却只能“听懂掌声了”。

资料图来源：印度媒体

拜登执政美国的时代，印度仍会坚定其政策方向，这是其自身内政逻辑所决定的，但同时也会充分感受到恰恰由自身的坚定所带来的无奈。不过，与特朗普政府时期在贸易领域所感受的直接的、显性的无奈感不同，拜登政府时期印度所感知的无奈感或许会隐蔽，但可能更加刺痛。

拜登获胜后，印度媒体和评论人士都持有一种类似的观点，即印美关系走向不会大变，但是莫迪政府的“动作”将更为局限。

去年10月，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讨论南亚人权状况时，民主党议员就曾控诉特朗普总统，认为后者对待莫迪政府取消宪法第370条以及在印控克区无视人权行径持模糊的标准，将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抽离出了美国外交政策。众议院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也曾向国会提出议案，要求印度确保印控克区享有基本人权，避免武力和暴乱的发生。[16]

尽管在奥巴马-辛格的印美互动时期，作为副总统的拜登对两国关系稳步升温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尽管拜登在今年庆祝印度独立日的竞选活动中有着充满迎合意味的表态，“如果印美成为更加紧密的伙伴，整个世界将变得更加安全”，并表示将站在印度一边维护其地区内部以及边界安全；[17]尽管拜登执政时代会继续将印度作为美国一个重要战略支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民主党也绝不会任由这样一个“准盟友”去破坏或挑战民主党的价值观念和选民基础。

进入拜登时代，保持战略自主也一定会成为印度与美国讨价还价的正当砝码，但显然，在中美博弈的大环境下，受民粹主义诉求和现实利益支配的印度，其所谓战略自主的说辞更像是一块遮羞布，试图遮住其国家重构与治理赤字中的难堪。

如上文指出，虽然印度表面上坚定地反对美国将中印边界争议作为印美双方议价的筹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美国步调一致，印度极力将中国因素嵌入其政治话语的逻辑，逐渐使其成为自身逻辑自洽的一个重要节点。

无论印度是否承认，印美密切往来的绝大多数动力源自所谓的“中国威胁”。

在美国，新冠疫情爆发后，特朗普政府甩锅中国、恶意抹黑中国的行为也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民众，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支持者对中国信任度不断降低，美国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在疫情后的系列民调都展现出了这种趋势。[18]

而印度的做法如出一辙，正如楼春豪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印度国内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但在全球治理不足、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印度“借疫谋势”，对外战略的调整使得其对华政策的冒险性愈发增强。[19]

作为印度人民党背后的母体和精神指导组织，国民服务志愿团（RSS）的言论动向往往能较为深远地影响印度教民众的主观判断。其现任最高领袖莫汉·巴格瓦特（Mohan Bhagwat）在今年10月25日十胜节当天演讲里所树立的外部威胁中并未提及巴基斯坦，而是花了大量篇幅鼓吹“中国扩张威胁”论，并明确提出遏制中国并在各领域超过中国是印度未来的唯一途径，“控制其‘恶魔般野心’的唯一方法是，（印度）在经济、战略、边境安全体系以及与邻国和国际关系中要拥有比中国更高的地位（优势）。”

不断树立敌人，营造外部威胁几乎是右翼政党的通用策略，但印度政府或许需要认识到，当拜登政府以国内事务为先，当美国不再允许印度的肆无忌惮，当印度社会陷入实际发展困境时，有多么的“坚定”，就会有多么的无奈，而这种感觉，或许即将离任的特朗普会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