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供两国领导人签字。中国11月7日披露了谈判的最新进展，西媒称特朗普政府正变得绝望。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11月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及中美贸易谈判时说，如果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应当根据协议的内容同步、等比率取消已加征关税。

这是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他还说，过去两周，双方牵头人就妥善解决各自核心关切进行了认真、建设性的讨论，同意随协议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

高峰还强调，中方对于关税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贸易战由加征关税而起，也应由取消加征关税而止。

至于第一阶段取消多少，可以根据第一阶段协议的内容来商定。他还说：“我们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彼此核心关切。”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11月7日报道称，北京的表态暗示潜在的贸易协议可能涉及的不只是叫停新的关税。

报道还称，分析人士表示，北京的立场有变，不再要求将美国取消所有现加征的关税作为任何贸易协定的先决条件。

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朱锋说，北京让步了，没有坚持要求取消所有关税。但是他也指出，北京不会满足华盛顿只取消2019年9月份开始加征的关税。

“他们表现出了韧性。我认为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取消最新的关税。”

路透社11月7日也报道称，一名消息人士说，中国谈判代表们要求美国取消9月份开始的、对中国1，25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15%关税。

他们还要求取消对另外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一名熟悉中国谈判立场的消息人士说，中国正在施压华盛顿尽快取消所有的关税。

《华尔街日报》11月7日报道称，北京方面通常不愿透露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但中方11月7日将逐步取消关税描述为来之不易的结果。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一个过渡协议持开放态度之际，北京的谈判者正在大力施压，试图从美国获得让步。

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马罗贸易分析师（Nick Marro）说：“一些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或正变得绝望。

中国或许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打强硬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占据了上风，至少在政治上。”

据悉，特朗普正因为施压外国领导人干预美国大选而遭到了美国众议院的弹劾调查，弹劾危机愈演愈烈。

2019年10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上海纽约大学联合举办论坛，主题为“中美经贸关系—寻求新的出路”。本次论坛还发布了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37位有国际影响力的经贸专家和法学专家签名的联合倡议书。以下为倡议书的三位核心发起人在的论坛主旨演讲，分别为：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康奈尔大学第 11 任校长杰弗里·雷蒙（Jeffrey S. Lehman）。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高校智库，也是国家高端智库，我们独立做研究，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在过去十年中，我们一直在牵头组织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此次能够与Jeffrey Lehman教授以及Dani Rodrik教授共同推动《中美经贸政策工作小组联合倡议》的产生和发布，也是国发院的专长和担当所在。真心感谢每一位学者的勇气、担当和认真的参与，希望我们能为中美两个大国开展更有建树的对话做出学术界的努力。

关于这份《中美经贸政策工作小组联合倡议》，我想主要从中方角度来阐明我的观点。

目前，在中美经贸关系的对立和僵局中，有两个极端观点，一个是趋同，就是让中国高度趋同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另一个是脱钩，就是中国和美国完全脱钩。我们中美的学者以个人名义，自发地组建一个工作小组，并达成一个共同倡议，就是想从学术的角度呈现我们的理性思考，在两个极端之外探寻第三种方式，让中美在各自保留经济体制特色的基础上，以一个折中方案使中美经贸关系，乃至中美关系避免陷入僵局甚至对立，从而还能继续在经贸、投资等多个领域合作，这对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都意义非凡。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

为什么要允许中国在经济体制上保留特色？

中美经贸关系出现对立和僵局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很多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中国在经济体制上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向美国趋同。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还是主要任务。中国的人均收入只占美国的四分之一，排名位于全球第70-80名之间，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还需要采用经济优先的战略，需要政府扮演适当的角色，包括调动资源和协调作用。

第二，中国的经济体制还在不断改革，改革还是进行时。虽然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已经改革40多年，但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改革使中国探索出更有效的经济体系，但这需要时间。过去40多年，中国走了一条渐进改革的路，没有采取跃进的、激进的方式，既避免了大的动荡，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经济体制又在不断改革和演进，以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政府继续扮演一定的角色；与之相应，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时间完成，世界应该允许中国从内部摸索改革的方向。

有人认为，美国的政策意图就是想抑制中国的发展，但这是以偏概全的看法。美国是一个多样化的国家，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甚至是多变的，我们不能拿某一个政策或某一个人的观点代表整个美国。我们要保持起码的理性和科学精神。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份联合倡议的创想与探讨过程中，美国的经贸与法学的主流学者们还是希望同中国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希望能推动中美之间的和平共存，而不是脱钩。我们双方学界所达成的联合倡议，与最近一轮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协议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充分说明这种共识远远不止于学界。

作为学者，我们的讨论也没有局限于达成泛泛的共识，而是希望构建一个磋商的核心框架和行动方案。涉及中美贸易当中的跨境问题，我们会推荐采用《联合倡议》中提出的“第一只篮子”来解决，摈弃“与邻为壑”的政策。对于两国的国内政策，可以先选择“第二只篮子”，即先谈判；如果无法谈成，则进入“第三只篮子”，即两国有权利采取一些自我防护的措施。

为什么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转变角色？

世界允许中国保持经济体制的特色，但这不能成为中国我行我素的借口。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正好赶上了上一轮全球化的大浪潮，从中受益良多，甚至说最多也不为过。这当然离不开中国的主动开放，但与此同时也离不开全球市场对中国打开国门的欢迎，以及对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资本等诸多要素的支持。作为全球多年的领导者，美国的作用功不可没，尤其是在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方面。中国目前创造出来的大部分财富都是从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刻开始的，因此，中国完全有理由来保护世贸组织这样的国际体系，维护全球化的成果。但是，中国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的冲击。

在上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是全球规则的适应者、全球体系的跟随者，但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长大了，正在对全世界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让美国感受到了，引起了一定的不适、担忧，甚至摩擦和反制，而且，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感受到了，对此我们要保持起码的清醒。

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大国。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大，而且与整个世界的联系十分紧密，我们的一举一动会给全世界带来非同寻常的影响。

作为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必须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带给别人的影响。为此，我们必须转变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不能再停留于简单的国际规则的适应者和国际体系的跟随者，而必须逐步成为规则制订的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作为适应者和跟随者的时候，我们不用过多考虑别国怎么想，只需要自己尽可能地从中获取优势即可；但作为举足轻重的大国，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和国际体系的调整，并考虑我们的选择可能对别人带来的巨大影响。就像我们在企业里做部门主管和做CEO，是大不相同的：CEO不能只考虑某一个部门的利益最大化，而必须通盘考虑公司的整体发展。

总结起来，中国还需要时间发展，世界需要给中国经济体制一定的包容性和耐心；同时，中国也要意识到，中国在整个世界中的经济体量今非昔比，为此也要给美国和整个世界调整的时间，并积极转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思维模式，充分考虑自身发展带给别人的影响和整个世界的综合得失。

丹尼·罗德里克

丹尼·罗德里克：

我和姚洋教授、雷蒙（Jeffrey S. Lehman）教授，以及我们邀请到的几十位着名经贸专家和法学家其实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必须找到一条路，能让中美之间走出经贸摩擦。但中美两国的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如此不同，如何才能使两国继续贸易并尽可能双赢呢？为此，我们提出一个框架，以期为中美贸易关系的重新讨论奠定一个基础。

在此之前，中美之间都主要参照世贸组织的现有规则，这些规则很重要，也确实在历史上为多边贸易体制和多边原则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但在有些方面，这些原则就显得不够，调整起来很缓慢。比如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也给全世界带来了好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崛起，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些摩擦，中美贸易摩擦就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世贸组织跟不上这样的变化，对于化解摩擦也显得很无力。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人们期望它能对中美两国经济体制的不同之处做一些调节，当时很多人也认为中国会越来越向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靠拢。但我们都看到，中国一方面在过去40多年通过改革开放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又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和路径，没有完全复制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模式，把市场配置和政府干预相结合，成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我看来，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指手画脚是不合适的。

当然，这让西方很失落。毕竟曾经期待的中国向西方靠拢并没有实现，其他方面也有一些期望没有实现。比如美国，中国外贸的增长，尤其是对美出口的快速增长给美国很多产业和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这些压力或成本是人们最初未曾想到的。

中美两国的分歧还存在于地缘政治、人权、价值观体系等方面，所以才带来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当下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必须趋同，即中国必须向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靠拢，必须对美国的投资者开放市场，完全兑现或履行中国最早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第二个是脱钩，即中美两国完全脱钩。

为此，我们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两国既不需要完全的经济脱钩，也不需要做深度融合，而是通过中间道路的选择，使中美两国既可以继续从贸易中获益，又可以在经济方面实现和平共处。

我们相信，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都需要政策的空间，一方面，中国和美国都是强大的主权国家，中国应当拥有制定自己的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自主性，美国也有自己的模式；另一方面，也希望双方的政策都能遵守一定的原则，尽可能与对方的贸易政策及商业价值观相符。这样既保留了各自的政策空间，也让对方相对满意。

这份倡议书有很多细节，核心是“四只篮子”框架。其中第一只就是“禁止篮”，即如果一国实施的政策以伤害别国为代价来增进本国的福利，比如只为自己的企业或产品垄断全球市场，或者想用不平等的数据或定价获得全球垄断，这种“以邻为壑”、把负面效应转给别国的政策应当被明令禁止。

然后我们提出的还有第二只篮子，即“双边谈判与协调篮”，第三只篮子“国内调整篮”和第四只篮子“多边治理篮”。

“四只篮子”框架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制定出新的磋商机制，让中美两国可以各自做好自己的改革，同时遇到问题能进行良好的双边磋商，也可以启动多边治理和磋商，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而不是走向摩擦，甚至对抗。

我们所努力制定的这些规则，是希望中美两国都能够实行并保护自己的产业政策模式和经贸模式，但与此同时，也要确保这些自主性的政策或经贸模式不会干扰对方和别国的利益。

磋商的语言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比如说如何进入市场。我们希望能够持续管理这些跨国的溢出效应。

对于每一个国际磋商机制来说，我们还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谁会来执行这种新的磋商机制。在国际外交上可能没有一个绝对的执行者，也没有第三方能够去执行，这都需要基于我们互相的信赖以及互惠的合作。所以，我们希望《联合倡议》所提供的机制是一种语言、一种理念，帮助我们打造一个新的经贸关系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帮助我们不断增进两国经贸关系之间的互信。

我们愉快地看到，这份《联合倡议》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来自美国和中国学界的强有力支持，并且有很多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希望这可以成为两国的一个新出路，能够不断推进中美关系往积极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也许与目前美国政府的方向不同，但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向。

杰弗里·雷蒙

杰弗里·雷蒙：

今年夏天，姚洋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和我发现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担心：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会给两国人民都带来损害。我们同样也非常担心有人说中国既然没有向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靠拢，那么中美之间就只能彼此脱钩。

我们共同认为，在趋同和脱钩这两个极端中间，一定存在着一个可协调的方案，一个我们可以通过认真交流和学术分析就能找到的折中方案。

因此，今年7月，我们三人召集了一个10人工作小组，然后又联合一系列非常知名的国际经贸和法学专家，大家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这份《联合倡议》。

我们先是8月初在纽约大学开会，9月份写出了这份联合倡议。之后，我们把倡议发给了全世界一些非常有名的教授和学者，包括27位经济、国际贸易、法学等领域的专家，他们很多人都非常支持我们的10人工作小组，并愿意在《联合倡议》上签名。最终，包括工作小组之内的37人签署联合倡议书，其中有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3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我是法学教授，也参与中美之间的民间协调工作，曾连续两次参与上海美国商会组织的到国会山的拜访活动。在今年的拜访中，我发现，议员们关注中美经贸关系的七个重要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技术补贴、金融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产业政策、汇率改革等等。当时讨论的这七个难题，也被认为是中美能否趋同，或者是否需要脱钩的一些关键指标。尤其是关系到中国的市场是不是扭曲的，如何改变扭曲，特别是国企和补贴问题，最让人忧心。

在我看来，这其中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担忧中国产业政策的溢出效应会伤害到美国的企业或就业，也不是中国的产业政策会带来产能过剩，干扰其他国家的市场和企业，从而构成全球范围内的不公平竞争。真正让我担心的问题是，美国有人强烈地抗议，甚至直接提议：如果中国不能高度克制，甚至取消产业政策，缩小国企规模和产能，那么美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中国“脱钩”，通过大幅提升关税来保护本土市场。

正是意识到这样一种思潮不利于双方真正坐下来解决问题，我们才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并提出一个折中方案。

这个折中方案的关键是“四只篮子”的框架，内涵是既让中国保留制定产业政策的自主性，同时也允许美国针对中国产业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自我保护。因此，中国要尽量不在充分竞争性的领域推行产业政策，而美国也要尽量不通过高关税来保护自己，因为高关税会伤及别的国家，也会伤及中国完全市场竞争的产业对美国的出口。

因此，我们要以和平共存为出发点，以科学为基础。如果中国对国企的补贴干扰到全球经贸，美国要具体指出是哪些国企，哪一类补贴，然后按照我们在《联合倡议》的“第二只篮子”中明确提出的，如果情况属实，中国必须采取措施，以减少相关补贴。如果协调失败，就将参照“第三只篮子”，美国自己也可以采取政策以弱化中国的国企补贴带给美国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关税惩罚中国，进而再引起中国的反制。这与贸易战最大的不同在于，能确保两国都以共存为出发点，使双方在商品和服务领域的贸易继续进行。如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二百年前提出的那样，使两国的消费者、工人和生产商能通过比较优势获得贸易中的双赢，而不是简单地走向对抗，最终两败俱伤。

关于这份《联合倡议》，还有几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我在此对其中两个做出回答。

第一，这个方案是否意味着放弃了WTO的原则？是否意味着不再采取WTO所提出的协调两国摩擦的一些原则？

我的回答是：首先，在我看来，中美两国贸易战本身就都已经脱离了WTO框架，未来的出路是两国再逐渐回到WTO框架，或者通过新的协调，改变传统的WTO框架。两国的经贸关系远远不止于贸易，而是更多元、更深层的合作。其次，我们提到的反倾销政策、反补贴税等与WTO原则不矛盾，也与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相符。

第二，这一方案是否偏向中国而伤害了美国？因为中国可以继续采用自己的产业政策，而其产业政策经常支持国企。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对我们美国人来说，真正要关注的不是中国是否通过国企补贴支撑了本国的发展，这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我们要真正关注的是国企补贴政策是否会造成竞争产品的产能过剩，尤其是产能是否倾销到美国乃至全世界，这才会直接损害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在我看来，中美两国必须共同关心真正存在冲突的部分，并共同着手解决。如果确实存在产能倾销，中国就要取消或克制自己的国企补贴，否则，美国政府有理由实施一系列的反倾销政策，以最小化中国国企补贴和倾销所带来的伤害，从而保护美国人民的利益，同时又不至于让双方关系因为摩擦不断加剧而走向脱钩。因此，我认为《联合倡议》对于中美两国都是公平公正的，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支持和签名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所提出的并不是中美贸易协调中的最终方案，而只是一个框架，希望中美都可以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让两国人民也都可以接受这样的解决方案。

通过双方学界的交流，我们确信：健康而平等的竞争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它能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获得福祉，并在资源分配等各个方面都实现公平和平等。这个框架不仅对于解决中美经贸关系有帮助，对全球的很多合作也都有参考价值。就像今天的论坛和发布会一样，我们看到中美和各国的师生一起合作、共同学习，文化的不同并没有影响我们拥有共同的追求，只要我们以共存为出发点，以科学为基础，以全人类为担当，中美之间一定能找到充满创意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