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新浪军事特展开“九十三事述征程”系列连载，以我军历史上的93个故事讲述人民军队93年的风雨历程。

　　来源：解放日报

　　萧锋少将，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图为萧锋在长征途中抵达六盘山西麓兴隆镇。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就地召开的两河口会议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由于胡宗南重兵控制经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红军不得不决定取道草地北上。

　　根据党中央的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被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穿过松潘大草地。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等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绕过松潘穿过草地向班佑前进。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下，由马塘、卓克基出发过草地向阿坝地区开进。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自毛儿盖地区出发，正式进入草地。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终于到达班佑地区，创造了长征史上的奇迹。

　　☆历史篇

　　萧锋日记——

　　1935年8月24日 时雨时雪

　　早晨起来，肚子饿得咕咕叫，原来准备的青稞麦炒粉，被雨淋得变成了疙瘩，只好烧些开水泡成面糊糊，加上几片肉干充饥。从军团首长到每个战士，都吃一样的饭汤。我们正在吃的时候，忽然下了一阵白雪，落在汤碗里，大家笑着说：“天下白糖，增加营养。”饭虽然简单，汤也不好，可是这么多战友集中在一起，热情交谈，倒也别有风味。

　　部队沿着荒无人烟的地区前进，右侧是大森林，左侧是一望无边的草原，间隔不远还有一片水汪汪的洼地，景好看，可路不好走。大家都拿根棍子当手杖，吃力地走着。

　　午后三时，看到神炮手赵章成同志身体不好，由叶青山同志换他下来搞后卫收容，前面掉队的和后面大队混在一起，拼命地赶路。

　　最讨厌的是草地的烂泥潭，远看像一堆水草，人和骡马走过去，一不小心，掉进去就越陷越深，救都救不出来。

　　侦察连六班长崔华义同志，江西黎川县人，二十五岁，陷入了泥潭，我们收容队十多个同志千方百计地抢救仍无效。崔班长为革命牺牲，我们在白茫茫的草原上为他开了追悼会。

　　荒草泥泞，路越来越不好走。向左侧看到电台摇机员也走不动了，我们赶紧组织几十名同志，帮助他们背枪，背干粮袋，减轻他们的负担，保护电台机器安全过去。

　　司令部和野战医院的十几个炊事员，挑着伙食担子艰难地走着。他们的任务比谁都重，每到宿营地，同志们都休息了，他们还要烧水做饭。当看到有些瘦弱的战友倒下时，他们难受极了。我担任收容队长，看到战友们倒下了，心里更难过。我跑前跑后，招呼医生和卫生员拼命抢救。没有药品，医务人员只好推拿按摩，进行急救。有的病号按摩无效，很快就停止了呼吸。我们的眼泪像珠子一样滴在战友的遗体上。草地不能久留，只好忍痛告别战友的遗体，扶着那些还有一口气的同志，拉一步走一步，顽强地向前迈进。

　　草地里，没有地图，没有向导，迷雾满天，有时围着草地推磨子、转圈子，前卫成了后卫，后卫又成了前卫了。晚达达西多奇草地东山原始森林里露营，行程约五十多里。

　　1935年8月25日 阴雨

　　这几天不是下雪就是下雨，给行军带来更大困难。

　　清晨出发，部队刚走到班佑河花滩，发现右侧敌人骑兵一个多团向我冲来。我一师一、二团展开战斗，打了半个小时，分三路向敌人包围过去，打死打伤敌一百五十多人，缴获五十多匹战马。

　　晚达嘎德纳合东山（海拔3637米）的森林边露营，行程六十里。看到徐向前、陈昌浩骑马前进。今午后还看到张闻天、李德骑马随纵队右侧前进，看样子李德没有病。

　　粮食和野菜吃光了，饿得没办法。炮兵连炊事员苏清伍同志说，穷人过年过节买不起肉，就捡财主丢掉的猪皮煮汤吃。他一提醒，大家就把牛皮带、枪皮带、旧牛皮鞋用水泡后煮了吃。我的皮包装过盐，煮好后吃起来还挺有味道，有的同志开玩笑说，真像墨鱼炖鸡的味道。许多同志因病、伤、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倒在路上，实在悲痛！

　　1935年8月26日 阴雨

　　进入草地第四天了。

　　清晨出发，到分水岭东南宿营，究竟走多远无法正确计算。好多单位都没有粮食了，菜和肉干也吃光了。军团政治部民运部有位干事，过分水岭不久，就突然倒在草地牺牲了。

　　草地的水因为长年泡着腐草，又黑又臭又有毒，根本不能吃用。口干得要命，有的喝了几口，肚子马上发胀，甚至胀死。脚上被草根刺破，毒水一泡，就红肿溃烂。

　　炮连神炮手吴民选班长，江西于都县人，十四岁参加红军。他肚胀、脚肿，两天没吃东西了，走不动，战友们轮流背，背不动，就用木架当滑车拉。这样坚持了两天，实在不行了，快咽气时他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说：总支书，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了，快跟着毛主席打出去。有空时给我家去封信，告诉我妈妈、哥哥、姐姐，叫他们好好活着，工农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侦察连三排战士张伍才，福建人，二十五岁，刚进草地时，是尖兵班的开路先锋，昨日掉队，饿得头昏眼花，半夜追赶队伍，陷在烂泥潭里，无法出来，光荣牺牲。

　　工兵连三排副排长，是位非常好的同志。一路上，他为老弱病残的战士背枪，搀扶病号行军，可自己太累了，在路上稍一休息，就中风致命。

　　警卫连战士卢堂宝，江西兴国县人，十九岁，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这次过草地，因吃草蘑菇中毒牺牲。

　　天黑后，一军团前指在桑白抬合东山（海拔3543米）的森林边露营。军团聂政委找我去汇报军团前梯队四天过草地的情况。我说，根据十四个单位统计，已掉队二百五十人，牺牲一百二十多人。大家心情十分难过。聂政委指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没有粮食，就拔野菜、选野菇、割皮带吃，担子挑不动就丢掉吧。实在不行时，骑的骡马也可以杀掉吃。

　　许多掉队的战士，连病带饿，有的连拔野菜、选野菇的力气也没有了，看了心里实在难过。四个军团在这草地上，困难实在多。前面的部队把野菜、野菇吃光了，后面的部队就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有的同志实在饿得没有办法，看到前面部队拉的屎里还有没消化的青稞麦，就一粒一粒拣出来，用水洗干净，再用茶缸煮了充饥。

　　半夜，通讯连汇报，三个通讯员和一名炊事员吃野蘑菇中毒，有的快要断气了，有的浑身发紫，得赶快抢救，并通知大家注意。

　　1935年8月27日 阴雨

　　今天是草地生活第五天了。晨出发，经佑括合进到若隆嘎附近宿营，行程六十里。饿得头昏眼花。听说还要两天才能走出草地，真急人！

　　午前有两架敌机窜来捣乱，草地无躲藏，让它去。

　　军团直属队已掉队三百多人，牲口也死了不少，许多重物淤陷在草地。

　　工兵连二排长丁华齐陷入泥潭里，刚喊救命，转眼就被深泥潭吞没。

　　一军团前指晚在求吉南哇分水岭（海拔3659米）西山处露营。

　　晚上，同警卫连连长尹国赤同志等在一棵大树下过夜。尹连长说，七班长高才秦，江西于都县人，过草地挖野菜时被毒蛇咬伤，中毒身亡。他临死时讲，你如能出去，请写封信给我家，我是为保卫苏维埃红旗而死的，请家里人不要难过。

　　☆现实篇

　　过草地，一直是长征中最艰苦也最神秘的一段。

　　今天，我们再次走进，回望那段历史。

　　在沙窝和毛儿盖，我们回想了当年复杂的路线之争。在曲定桥（七星桥），我们追溯了红军出发时的壮怀激烈。在年朵坝草地，我们亲身体会了红军过草地的艰苦卓绝。在巴西乡，我们感受到那支队伍胜利北上的喜悦。

　　这一切，都让我们明白，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都让我们知道，长征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都让我们坚信，怀揣信念，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本报记者 张杨 见习记者 于量

　　2016年9月8日 时晴时雨

　　我们想象得出那支勇敢的部队，壮怀激烈走入草地的样子

　　在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镇坪乡，我们见到了当地唯一健在的老红军尹全学。105岁的他端坐在自家的庭院中，穿着朴素的衣裳，身子骨还算硬朗。

　　老人家耳朵已听不大清，我们只能凑到他耳边大声喊出我们的问题。尽管如此，他能听到的还是寥寥。只是在我们问到他怎么负伤时，老人家突然抬起头说：“你们要看我的伤口吗？”说话间就要脱下衣服。

　　我们赶忙摆手示意不用，于是他停了下来，眼睛望向远方，口中喃喃自语：“民国二十四年……”那是1935年，红军过草地的年份。

　　尹全学的养女告诉我们，父亲很少提起从前，但是只要把剩饭剩菜倒掉，老人家就会发火：“我们在草地里的时候没吃没喝，多少战友就活活饿死了。你们现在就这么浪费？！”

　　告别了尹全学一家，我们踏上了寻访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旧址的路程。正是这两次会议，决定了红军要向大自然闯出一条生路——过草地北上。

　　四川盆地山峦叠嶂，道路亦依地势起伏延绵。地图上看似挨着挺近的两个点，实际开车却要七弯八绕开上半天。从松潘县城出发，去往两次会议旧址，百余公里的路程，开车需要近6个小时。从高速公路转进坑洼不平的县道、乡道，我们的车也随即切换到了“振动模式”，一路上还时不时有牦牛挡道。虽然当地羌族司机经验丰富，但是糟糕的路况和高原反应，还是让坐在车里的我们吃尽了苦头。

　　终于到了毛儿盖，我们没怎么费力气就找到了当年毛儿盖会议的旧址。这座喇嘛庙已经恢复了宗教用途，我们去时喇嘛们正聚集在大殿诵经。大殿旁边，有一小块“毛儿盖会议旧址”纪念碑，上面挂着藏族特有的哈达，还摆满了不少鲜花。

　　接着前往沙窝会议旧址，这仅仅几公里的道路可能是我们经历过最艰难的道路——如果那可以称之为道路的话。好几次，“放弃”都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好在我们坚持了下来，摇摇晃晃间，来到了目的地。这是一座典型的藏式建筑，下部是厚厚的夯土，上部是木质的结构。走进其中，发现内里格外简陋，顺着木梯爬上三楼，最里面的一间小房间就是会议召开之地。难以想象，如此狭小的空间，党和红军的重要人物竟然齐聚于此，共商大计，实在令人感慨。

　　返回的路上，我们找到了当年红军出发进入草地的入口——七星桥。多少年过去了，桥下的河水依然湍急，石桥仍旧岿然。站在桥上，我们想象得出那支勇敢的部队，壮怀激烈走入草地的样子。

　　2016年9月9日 时晴时雨

　　就如同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把抓住了脚，并且拼命地往下拽

　　今日探访真正的草地。

　　顺着213国道一路飞驰，很快就深入了当年的松潘大草地。在年朵坝草地，红军三过草地都经过的地方，我们徒步体验了当年的感受。

　　松潘大草地平均海拔近3500米，高原反应肯定是挥之不去了。来自城市的我们在车上时已经颇感头痛，在草地里走得稍快一些就觉得头晕气喘，大口呼气的样子连自己都觉得好笑。红军当年行军比我们如今的强度高上百倍，不少战士一定也饱受高原反应之苦，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巨大的温差也让我们倍感不适：太阳高挂的时候，觉得酷热难耐，穿着短袖还能被蒸出满头的汗水；如若飘过一片云彩，又一下变得无比阴冷，穿着外套似乎都抵挡不住一个劲往身体里钻的凉意。来回一折腾，若是身子骨弱些，肯定生病。据说红军当年都是单衣薄衫，晚上宿营只能围坐在一起，有时早上醒来，有的战士已经坐着牺牲了。

　　气候也极其多变，雨水说来就来，毫无征兆。往往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就天降大雨，有时候还带着冰雹，砸在脸上身上，还真有些疼。即便我们身上穿着轻型羽绒服和冲锋衣，还是觉得顶着风雨前行，是一件容易让人绝望的事。

　　随着地质地貌的变化和水土流失，加之当地排水疏干和建设公路，如今的松潘大草地已经难觅大面积的沼泽。然而那些仅存的小小泥沼，依然保留着危险的气息，似乎随时准备将不识相的外来者拖入陷阱。在一处泥沼前，我们体会到了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恶意。随意扔下一枚石块，立刻沉入其中不见了踪影。我们一人负责保护，另一人试探性地用脚踏入其中，淤泥不由分说地就将鞋子包裹了起来。就如同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把抓住了脚，并且拼命地往下拽。当然，我们并没敢继续“作死”，但草地“陷阱”的威力，已经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就像影视作品里表现的一样，当年的红军，饥饿、乏力，稍不留神就会陷入这死亡的深渊。

　　困扰红军的饥饿，我们也感同身受。为了赶在天黑之前完成既定任务回到松潘县城，我们决定不吃午餐。况且进入草地后，笔直的公路两边，除了草地还是草地，并没有任何可以坐下来吃口热乎饭的地方。很快，远超平日在都市里的运动消耗，让我们迅速体会到了饥饿的痛苦，直懊恼没有带足干粮。在草地里灌矿泉水充饥，或许是我们此行中最能体会到红军当年艰苦的时刻。

　　一路往北，我们来到红军当年草地中看到的第一个村庄——班佑。在班佑的国道边，竖立着一座巨大的纪念碑，上书“胜利曙光”四个大字。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纪念碑立于2011年，为的是纪念在此处悲壮牺牲的近800名红军战士。80年前，饥寒交迫的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草地，却最终没能走过班佑河，倒在了这里。就像王平将军所说，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希望的曙光。

　　离开班佑，跟随红军的足迹转而向东，我们又到了包座一带。在这里，红军打响了“包座战役”，歼灭了尾随之敌，打通了北上的通道。在当年的战斗遗址，摸着墙上的弹孔，我们不禁想问，这样一支刚刚经历了草地磨难的队伍，怎么能焕发出如此惊人的战斗力？

　　或许，这就是长征精神，勇敢、坚持的精神。

　　2016年9月10日 晴

　　那是一种坚毅而悲壮，同时喜悦与伤感交织的深沉表情

　　从上海出发之前就被告知长征纪念碑碑园目前正在闭园修整，但是我们仍然决定去一趟：从形式感的角度考量，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座位于川主寺镇的纪念碑，更适合作为此次寻访之旅的终点了。

　　川主寺镇距离松潘县城并不算远，仅需大约半小时的车程。一路上路况极佳，让前两日在全程“振动模式”的山路上吃尽了苦头的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畅快。

　　然而盘山路一个急弯连着一个急弯，对车技着实是不小的考验。司机师傅是当地人，开得很是游刃有余，甚至显得有些漫不经心。然而坐在后排的我们，每一次过弯时还是紧张得不敢说话。

　　车刚刚行至川主寺镇境内，就已经能看到矗立在远处山顶上的纪念碑碑体上方的铜像：红军战士右手握步枪、左手执花束，高举着的双臂形成一个大大的“V”字。

　　“Victory！胜利的意思嘛！”司机师傅打着方向盘，嘴里蹦出了个带四川口音的英语单词。

　　司机师傅告诉我们，松潘县的当地人习惯把纪念碑唤作“红军长征总纪念碑”——突出的是个“总”字：“这纪念碑和别处的不一样，纪念的不是某个会议或者某场战役，而是纪念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这整个历史事件！”

　　说到此处，司机师傅的脸上难掩自豪与得意。

　　来到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抱歉地告诉我们，不仅碑园各处都在进行翻新工程，就连设在碑园内的纪念馆亦在闭馆整理展品。但是他仍建议我们务必去看一看纪念碑，并特意提醒：“一定要一级一级台阶走上去，跟站在山脚下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长征纪念碑，也就是司机师傅口中的“总碑”，位于元宝山山顶，是整个川主寺镇的制高点。自1989年10月正式落成起，纪念碑就成了川主寺镇最醒目的地标。

　　走到山脚下，长长的台阶一眼望不到头。虽然纪念碑碑体高达24米，上方的红军战士铜像高达14.8米，但站在台阶处往上看，却只能看到铜像那高举着的双臂。

　　说实话，我们有点心虚。犹豫了两秒钟，我们决定走上去。因为我们相信，相比远远地眺望，真正站到纪念碑下，一定会有特殊的感受。

　　在海拔近3000米的地方爬楼梯，断然不是什么愉快和舒适的体验。我们手握运动摄像机，原打算将整个爬梯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然而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暂停拍摄，努力调整呼吸之后才能继续。最终，爬梯的主视点视频被切割成了五段。五段视频的时间一段比一段短，不仅画面严重摇晃抖动，录制得最为清晰的声音竟是拍摄者沉重的喘息。

　　终于，我们成功了。山顶上、石碑下，终于看清了铜像的表情：那是一种坚毅而悲壮，同时喜悦与伤感交织的深沉表情，那是越过雪山、走过草地、渡过赤水河、经历过重重艰难险阻、突破了重重包围封锁的强者们才会有的表情——那是胜利者的表情。

　　是的，在海拔3000余米的元宝山，我们进行了一次“朝圣”，与无数先烈完成了精神上的会师。

点击进入专题： 解放军建军九十三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