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衫褴褛的八路军士兵,弯腰冲到敌人阵前,猛然站起,扔出一排手榴弹。
手榴弹,是观察当年中国抗战的一个切入口,我们的先辈,曾经那么无奈,又那么无畏……
文 | 关山远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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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爱用手榴弹!
“眼前的敌人成一列纵队,领头的人吹着哨子,他们弯着腰向我马车队冲去,接近二三十米时,一声号令,同时投出一批手榴弹。轰、轰的爆炸声震动大地,紫色的闪光照亮夜空,亮光中闪现我们和马车的身影。”
这是日本兵内匠俊三在《齐会、大超市村的讨伐战》中写到的一个细节。这次战斗,发生在1939年4月22日至25日,在八路军军史上,是120师主力和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部队一部在河北省河间县齐会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的外线速决进攻战。
山西长治市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展示的八路军军装。
当时,日军第27师第3团第2营800余人和伪军约50人出来“扫荡”,八路军决定围歼这股敌军。
日军先向齐会村发动进攻,猛攻不下,被八路军死死拖住。我们的增援部队上来,对日军形成内外夹击态势。日军情急之下开始释放毒气,亲临一线的贺龙和120师司令部20余人均中毒,但仍坚持指挥。
八路军一边阻击前来增援的日军,一边对其形成反包围。战至25日黄昏,风沙突起,残余日军趁机突围,又被歼灭一部分,最终仅剩40余人逃往河间以东的沙河桥据点。
是役,八路军共毙伤日军700余人,俘7人。在内匠俊三的笔下,八路军的手榴弹,成了日军挥之不去的噩梦:
“敌人波浪式地一面不断吹哨子,一面进行手榴弹攻击,我们竭尽全力反复乘手榴弹爆炸间隙冲锋”“(八路军)机枪、手榴弹又打起来,激烈的枪炮声响彻大地,这样不知反复了多少次”“我前面的马车上装着六七具战死者的尸体,有的人死于手榴弹和步枪,很大的伤口张开着,鲜血染红了军装……”
在侵华日军的回忆文章《榆林站悲惨事件》中,也对八路军使用手榴弹有着详细的描述:
“交战约1小时半,很遗憾,敌虽可能有很多伤亡,但我方不断出现死伤,已经难以支持……全体人员逐渐聚集在车站房舍内。可恨敌兵轻视我方人少,愈加狂暴,竟利用东北侧小厨房登上车站房舍的屋顶,从被迫击炮、手榴弹炸开的屋顶大洞投进手榴弹。车站房舍变成人间地狱,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可怕的喊声一直不断,满屋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炮弹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口、眼难开。某军曹倒下,某上等兵负伤。充血的眼睛,只见前后左右尽是血人。”
这场战斗发生在1938年8月4日凌晨,日军在山西同蒲路榆林车站被八路军突然包围袭击。
日军第10师团第10联队在《八路军游击战战例》中,总结分析了八路军的打法:先以步枪、机枪集中一顿猛射,然后举着手榴弹冲过来,“在军号声中边投手榴弹,边向汽车杀来”,在手榴弹爆炸以后,迅速进入白刃战,让日军的火力优势无法发挥。
平型关战役遗址。图|图虫创意
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就是如此。
八路军近距离埋伏,待日军进入包围圈后,先是一轮齐射,然后一轮密集的手榴弹,伴随着爆炸声,八路军已经挥着大刀冲到日军面前。
后来,日军有了心理阴影,天上飞过去一只麻雀,都会被吓趴一大片。
电视剧《亮剑》也有关于八路军使用手榴弹的经典镜头:
日军精锐山崎大队据守李家坡主地,负隅顽抗,八路军一拨拨冲锋,伤亡惨重,仍无法突破敌人的火力,后来轮到李云龙的独立团来啃这块硬骨头。李云龙成功了,他的打法是:集中独立团和兄弟部队所有的手榴弹,利用土工作业,迅速掘土前进,运动到了高地附近,然后独立团上千人一起站起来,一口气近距离投掷了整整三千六百颗手榴弹,把山崎大队埋葬在手榴弹爆炸的火海中。
还有一个细节,独立团休整练兵时,李云龙定下一条规矩:谁把手榴弹投得足够远足够准,谁就有吃肉的待遇。
这个细节很真实。中国人民解放军传统的五大军事技能,是投弹、刺杀、爆破、射击和土工作业,投弹,排在第一位。
1972年8月12日,广西横县百合中学的学生在练习投弹技术。图|新华社
投掷木柄手榴弹,曾在1953年被列为田径运动的比赛项目,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学校体育课的内容之一,深受学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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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能自给自足的武器
八路军在战斗中这么爱使用手榴弹,原因说起来很辛酸——跟日军相比,我们武器装备太差,有时候连子弹都很缺乏,远程火力根本无法和日军对抗,只能采取不顾一切抵近敌人、齐齐投掷手榴弹来歼敌的战术。
曾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回忆录就这样写道: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
抗战爆发后,武器装备匮乏问题日益突出,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战士,一个战斗班只有三五条枪,有的战士甚至不得不用红樱枪和大刀片同敌人拼杀。
当年,日本是一个工业国家,而中国是一个积弱积贫的农业国家,双方在军工方面有巨大差距。相比飞机大炮乃至枪支,手榴弹的生产工艺,要简单得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兵工事业,源于土地革命时期。
当时,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建立了一些小型修械所,1931年10月,中央红军在江西兴国县莲矿区官田村,组建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兵工厂——官田兵工厂,担负日益繁重的修械和弹药生产任务。
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
“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炸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根据这一指示,各根据地相继成立军工部(局),把各地区分散的小兵工厂和修械所,集中组成了一定规模的工厂,为前线源源不断输送武器弹药,包括大量的手榴弹。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抗日“神剧”将手榴弹的功能进行了极度夸张,如“包子雷”“裤裆藏雷”……甚至有“手榴弹炸飞机”的神奇剧情。在这些“神剧”里,手榴弹简直成了地对空导弹,非常荒谬,既不尊重当年以血肉之躯来弥补武器装备劣势的先烈,也不尊重史实。
事实上,抗战初期根据地生产的手榴弹,因为制造技术十分简陋,手榴弹的威力不大,用《亮剑》中李云龙的话来说,“一炸两瓣”,杀伤力十分有限。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在华北的一次日军“扫荡”中,为了避免被俘受辱,两位“土八路”紧紧抱在一起,拉响了手榴弹自尽,一声巨响,两人倒下了。半夜,他们苏醒过来,原来他们只是被炸成两瓣的手榴弹震晕过去了……
为了让手榴弹从“一炸两瓣”提升为爆炸后产生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碎片,来杀伤敌人,许多人付出心血,甚至生命。
在敌后险恶环境和极其困难的物质条件下,那一代军工人,无论是大城市来的教授,还是太行山里的工匠,都团结一致,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咬牙苦干,将智慧发挥至极致,武器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质量日渐提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地处盛产铁矿和煤炭的山西武乡县柳沟村的柳沟铁厂,是八路军制造手榴弹、地雷和炮弹毛坯的兵工厂。
兵工厂刚刚成立,八路军总部就调来了一堆“高手”,包括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生高原、冶金工程师刘致中、曾留学英国的冶金博士张华清等,还有民间高手石成玉。
要提高手榴弹的质量,炸药是关键,大山里哪有实验室?在拆卸、解剖手榴弹时,工人就在野外就地挖一条深坑,一旦发现有爆炸危险,就迅速将手榴弹扔入坑内,在这种实验环境下,伤亡时有发生。
石成玉,河北省永年县铁匠世家出身,1939年他带着全家加入了著名的柳沟铁厂。在改进炸药配方的实验中,他妻子和弟弟都因爆炸事故牺牲。
还有另一位民间高手教逢春,早先是一个爆竹匠,全家七口人都参与了改进炸药配方的实验,他的两位叔叔、妻子和孩子先后在爆炸事故中牺牲……但石成玉、教逢春都没有退缩,一直奋斗在危险的岗位上,终于取得了成功。
据统计,“七七事变”后的8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兵工厂共造了450万个手榴弹。手榴弹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唯一能够自给自足的武器,许多战士没有枪,就在腰里掖着几枚长柄“边区造”手榴弹,寻思着在战场上炸翻敌人缴获一支枪。
这种拿着手榴弹近战的战术,让八路军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但狂风骤雨般的手榴弹,也让日军魂飞魄散。1942年日本搞“五一大扫荡”,在河北无极县赵户村,八路军战士赵三子守卫南街口,一个人一口气扔出180颗手榴弹,把日伪军炸得鬼哭狼嚎,保持了阵地不失。
3
保卫我军的“掌上明珠”!
日军在与八路军的战斗中,惊恐地发现:“土八路”的武器怎么越来越厉害?
于是,摧毁八路军的兵工厂,成了日军的一大目标。
其中最经典的战斗,是黄崖洞保卫战。
黄崖洞地处太行山深处的山西省黎城县赤峪沟西部的水窑山内,因水窑山北部峭壁上有一个高25米、宽20米、深40米的天然大石洞而得名。洞南有一片名为水窑的山谷,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最大的兵工厂就坐落于此。
“黄崖洞保卫战”发生地——黄崖洞大峡谷。图|新华社
黄崖洞兵工厂于1939年7月开始兴建,建成投产时,共有机器设备40余台件,还有一台发电机,能够供部分厂房照明。
太行山深处因此多了一处奇观:白天机器轰鸣,运输队伍川流不息;晚上山谷内灯水通明,一派繁荣景象,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
朱德总指挥赞曰:黄崖洞兵工厂是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亲自选择了黄崖洞作为厂址,原因是此处隐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兵工厂迁入后,他又亲自设计了防御工事,花费了大量心血。
八路军副总指挥、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的彭德怀曾来黄崖洞兵工厂视察,询问左权:如果日军来个万人大“扫荡”,我守备部队能够顶多久?机器是否来得及转移?
左权自信地回答说:工厂外围各个口,都构置了两道防线、三道雷区,敌人几天内很难攻到厂区。厂区内,挖有秘密坑道,实在吃紧的时候,机器可以搬进洞里,再从上边通道转移到山上分散掩藏。真正到了那一步,工厂区又可以变成大雷区,黄崖洞主峰下面又部署了三层火力,可以控制整个厂区。
彭德怀听罢,点头称赞。
左权的努力卓有成效。黄崖洞兵工厂被华北日军视为心腹之患,他们惊呼“八路军有了现代化工厂”,屡次派兵侦察“扫荡”。1940年10月下旬第一次攻打黄崖洞未遂后,第二年的11月8日,板垣师团5000人向黄崖洞发动了第二次猛攻。
防守黄崖洞的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绝对精锐,团长欧致富,率军痛击入侵者。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日军当时的惨状:
“日军眼前是深崖绝路,却又不甘心退回去,犹豫了一会,便抖起‘武士道精神’,竟想顺着10米高的绝壁爬上我这边的断壁。守卫在断崖顶上和断桥头工事里的8连连长彭志海和12名战士,警惕地监视着敌人的每一举动。等到最后1名敌兵下沟后,他们突然向敌扔手榴弹,顿时,山沟里铁蛋飞滚,炸声如雷;步枪、机枪、地雷、手榴弹响成一团,成百的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那面做前导的太阳旗,被污血溅成了‘血花旗’。然而,受了伤的敌指挥官还想孤注一掷,他挥着指挥刀,强令没有受伤和受轻伤的士兵,拖着尸体搭起‘尸梯’,尸体垫得不够高,又硬拖重伤员垫,那些重伤员象屠案上待宰的猪一样嚎叫不止,眼看残敌就要踩尸攀登,我们的战士急中生智,骨碌碌滚下几颗大地雷,把敌‘尸梯’炸毁了……”
手榴弹很充足,在保卫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2营5连防守的1650高地遭到敌人猛攻时,排长王万年带领6名战士坚守在一个山洞改造的工事里,足足甩出了六箱手榴弹,把从三面冲来的敌人炸得血肉横飞。
17岁的司号员崔振芳,一人据守陡崖上的投弹所,一口气扔光两箱手榴弹,炸得下方气浪翻滚,日军伏尸累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欧致富得知大喜,立即报请总部授予崔振芳“战斗英雄”称号。遗憾的是,崔振芳没有等到荣誉到来,他扔完两箱手榴弹后,回掩蔽部扛手榴弹,被敌人的炮弹炸开的飞石崩断喉管,光荣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在峡谷悬崖中作战,木柄手榴弹有时扔到半空中就炸了,威力大减,而崔振芳扔的是用麻绳代替木柄的“麻尾弹”,比木柄手榴弹扔得更远,而且落地时才开花。这款利器,就是民间高手石成玉研发的。
激战11日,八路军特务团以1300人的兵力,抗击了5000来敌,战到19日晨,没有占到任何便宜的日军撤出战场。是役,八路军以自身伤亡166人(其中牺牲40余人)的代价,打死打伤日军近千人,敌我伤亡比例六比一。
中央军委在当年《战役综合研究》一书中,高度评价这次战斗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有意思的是,八路军与日军围绕黄崖洞之战,还展开了一场舆论战。日军在战斗进行中就开始吹嘘,称已攻占八路军最大的现代化兵工厂、歼灭厂区以内八路军一千余人云云。
八路军总部侦听电台人员将这一消息告诉彭德怀,彭大怒,断然下令:日军是一定要搜寻到几部机器圆谎的,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集中全部火力拦阻,“让他们一颗铁钉也拿不到!”
一无所获的日军退走后,还在继续造谣获胜的消息。八路军总部发言人指出:造谣欺骗,邀功报捷,藉故虚张,系日寇惯伎,实不值一驳。黄崖洞保卫战铁的事实,足以粉碎其荒谬宣传。随即《解放日报》连续刊登了黄崖洞大捷经过,并公布敌我伤亡数字和我方缴获,在舆论上又给了日军一顿手榴弹般的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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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海,我们是海中之鱼”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透过一个美国记者的经历,我们或许能更清晰理解毛泽东的这个判断。
1939年秋天,24岁的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记者西奥多· H。 怀特,想办法来到了华北抗日前线采访,这里跟重庆不一样,怀特得以深入了解敌后战场上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他观察到的一个重点,也是手榴弹:年轻的县长在山沟里的小锻工车间,组织生产手榴弹,用来对付日军车辆;村里面组织了自卫队,枪很少,每个队员领到五颗手榴弹。
在这次采访中,怀特结识了一位共产党员,他是个“身材高大、态度严肃的年轻人”,不到30岁,领导着一支游击队,被称为“吴队长”。
怀特获赠吴队长缴获的一件日本军大衣和一顶帽子,他跟着游击队行军时观察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每人每月的军饷只有一块钱(美元一角五分),而政府军的军饷每人每月却达八元(美元一元二角)。政府军能够领到经过各道关口用麻袋运来的粮食,而共产党的部队却必须动员农民来提供。政府军有枪支弹药的补给,而他们的士兵却必须在战斗中去缴获敌人的步枪和机枪。
“他的支队里有八种不同的步枪,请设想他们怎么能够得到那适用于那八种步枪的弹药呢?”
吴队长并不惧怕,他告诉怀特,游击队在深秋或冬季决不出击,因为庄稼收割以后游击队无法在地里隐藏。而夏季和早秋谷物长得很高,可以掩护他们,这是进行袭击的时机,而这种袭击总要在人数上占优势的时候才进行。
他们从不据守阵地来对抗日军的突然袭击,而是跑进山里、奔进村子、化整为零,使敌人无法发现他们的踪迹,然后又在另一个地点重新整合。
为了了解敌情、解决食宿、看护伤员,游击队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吴队长还给怀特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一句话“人民是海,我们是海中之鱼”。怀特对这句话记忆深刻,他写道:这句话被吴队长尊为至高无上的信条。
让怀特特别感慨的,是一群年纪大约在10至15岁的孩子们。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家园,所以一直跟着游击队,白天做些做饭、打杂等力所能及的事,晚上则听游击队员们讲故事。行军时,经过一条水深的河流时,战士们则把孩子们一个一个背过河去。
“这些儿童如果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也许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员了。他们出生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部队就是他们的父母,就是他们的家。”
感慨还来自对比,怀特是搭乘国民党军队的军车来到前线的。在路上,他记下了这么一个细节:有个农民赶着驴子走在军车前面,驴子突然转向,它驮着的木料撞碎了车前灯,司机和几个士兵扑上去把这个农民踢到在地,一顿狠揍。这个可怜的农民大声喊叫,趴在地上,缩成一团,当他一抬头求饶,脸上就会挨一脚。农民带着的孩子在一旁哭喊,请求当兵的放过他的亲人,却被拽着扔到汽车的行车顶上。殴打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中尉队长出来叫停为止。
这位初到中国的年轻记者,此刻还并不是太了解中国共产党,但他已经做出判断:在华北,共产党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因为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卓有成效地保护了人民。
西奥多· H。 怀特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白修德”,就是那个因为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而得罪了蒋介石的著名记者。
1944年底,白修德访问延安,后来写出了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这本书记录了国民党的衰落与共产党的崛起,对时局发展进行了精确的预判。他提醒美国的决策者:“以美国的标准来忖度中国共产党人是愚蠢的。在过去二十年的混乱和纷扰中,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共产党,都更直接的和人民大众相处。”
手榴弹,只是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中一个小小的细节,折射出八路军缺乏现代工业、只能以简单的武器与敌人抗争的悲壮,也折射着中华民族在危难面前克服困难、不屈抗争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弥补了我们在物质和技术上的不足,最终赢得了胜利。
今天的中国,已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强大的国防科工,保卫和平、遏制战争的能力大大增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手榴弹,不能忘记当年那些衣衫褴褛举着手榴弹,冲到敌人面前的中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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