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全球化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中国来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寒竹 旅美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确诊81475053例，死亡1798050例。

　　这是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留给世界的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12月31日的统计。

　　如果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疫情更为严峻，全球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超过180万。

　　2020年这场罕见的疫情，在爆发三个多月后蔓延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种病毒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把过去存在多年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基本矛盾前所未有地彰显出来，给原本就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带来了极大冲击。

　　一场新冠，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图片来源：霍布斯金大学网站截图

　　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人员与物资的密切交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常态，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彻底切断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这种各国在经济生活中的深度交融，使得新冠病毒以人员与物资为载体在世界上迅速蔓延。人们走过2020年后清楚地意识到，世界真的回不到过去了。在这个扁平的世界中（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只要有一个国家的疫情尚存，整个世界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

　　另一方面，2020年人类社会抵抗新冠疫情的实践表明，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上各民族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和最根本的安全屏障。从新冠病毒爆发伊始，世界各国政府都先后启动了防控疫情的各种措施，也对边境和海关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球抵抗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在这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病毒的瘟疫中，独立的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化时代最根本的安全屏障，国家主权的行使和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防止、治疗和控制新冠病毒最根本的力量。

　　新冠病毒在全球爆发后，各个民族国家的不同表现，各国政府对防控疫情的不同态度和采取的不同措施，使得新冠疫情在各国的表现有很大不同。走过了2020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全球化进程中告别民族国家只是一种浪漫的幻想，主权国家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治理社会的组织形式。

　　鉴于此，本文对2020年的回顾不再聚焦于这场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疫情，而是把2020年的新冠疫情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考察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矛盾运动，展望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2020年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发生激烈冲突的一年。美国在疫情大爆发时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把美国政府在世界组织中的“退群”和“逆全球化”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众形成了泾渭分明两大阵营，双方都党同伐异，极尽妖魔化对方之能事，而在双方冲突的背后，则是美国社会对全球化的两极看法；在大西洋另一边，英国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脱欧公投的1318天后，在2020年1月正式脱离欧盟，结束了47年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并在2020年结束前6天与欧盟最终达成了历史性的脱欧贸易协定。

　　2020年所发生的这些的现象表明，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英美等国拒斥全球化的偏激声音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和恢复经济发展，随着RCEP在2020年11月15日的诞生，一种新的全球化正在逐步形成。

　　一、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历史发展趋势

　　一般说来，人们使用的全球化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广义全球化。这个广义全球化的时间很长，大约有四百多年，可以称之为殖民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的时期；全球化的另一个含义则是特指最近几十年形成的生产全球化。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以全球分工为基础的产业链形成了生产的全球化。广义的全球化和狭义的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先后的继承关系，在时间上也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西方国家以先发优势对外扩张和殖民，在工业化国家与落后国家和地区之间强力推行严重不对等的贸易，“自由贸易”成为这个时期贸易全球化最响亮的口号。正如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的，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实现了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西方人从它获得了好运，获得了比其他文明更为优先的发展，并迫使其他文明统一于真正单一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中。”

　　相关资料显示，“到1914年时，英、法、德、比、葡、荷、意大利七国的海外殖民地在数目上达到115个，面积达20，453，757平方英里，是其领土的20多倍，人口达530，493，654，是其人口的近三倍。这些国家把殖民地既当作提供丰富资源的产生，又把它作为销售产品的市场。到了19世纪末，移民浪潮已达前所未有之势。在军事武力的支持下，人员、物质以及信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世界范围的流动。”（杨雪冬：《全球化理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超越》）

　　在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西方率先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而使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能够有效整合，并依靠民族国家的强大力量去海外拓展殖民地和市场。因此，在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西方的民族国家和全球化是相伴相生、相互促进的关系。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内在地要求统一的民族国家市场的出现，而民族国家掌握的垄断性、暴力性权力，也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强大后盾。所以，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次确立以平等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开始，到法国大革命，再到一战爆发，民族国家逐渐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政治组织形态。

　　在西方话语叙述中，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勇气和财富的象征。但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资料图）

　　西方先发国家以殖民的方式推行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世界各国相继被卷入现代化的过程。全球化缩短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原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加速步入了现代化进程。这是西方先发国家没有意识到的客观后果。到了二十世纪，全世界都不同程度地被拉进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西方先发国家在以武力推行殖民和贸易全球化的同时，同时也催生出了一个西方国家并不乐见的抵抗全球化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全球众多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历史潮流，是西方先发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客观后果，而并非西方国家的初衷。全球化也因此埋下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冲突的矛盾根源。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到二战结束后的五六十年代，西方在全球建立的殖民体系相继崩溃，而西方资本推动的贸易全球化，或者说“自由贸易”到二战后才算基本实现。但是，由于战后世界形成了东西两大敌对阵营，全球“自由贸易”的形成严重受限。西方形成了以关税总同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基本框架的全球化经济体系；而苏东集团的经互会则自成体系而与西方对立。与此同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在经济上则与这两大经济体系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自己在经济领域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

　　当世界进入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发生了一个重大飞跃而进入了第二阶段。全球化不再仅仅是商品贸易的全球化，而是生产的全球化，是全球分工和全球产业链的形成。这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主体力量。在计算机、通讯技术、网络科技和交通日渐便利的情况下，国际交往日渐加深，国际分工不断扩大，以至于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寻求资源、资金、人力等生产要素，并在世界各地分工设厂，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利润的最大化。

　　不同于此前以“自由贸易”为口号的贸易全球化，大约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全球产业出现转移和重组的明显趋势。许多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转型升级以后，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那里投资设厂，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积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发展出口导向性经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制造业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再转移到亚洲，新的产业链在全球开始形成。

　　1978年底，中国发生了一件对世界来讲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揭开帷幕。1979年，中国颁布了第一个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一年，泰国正大集团投资1500万美元，拿到了深圳市0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在华投资的外商集团。从此，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始参与到生产全球化的大潮中。

　　推动全球产业链形成的基本动力是区域分工和比较优势。经过几十年的全球化生产，全球生产形成了一个相互协作、相互依赖的链条。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生产出所有的产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全球经济体系独立发展。众所周知，中国的中兴、华为等高科技企业需要采购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核心部件。同样，每一个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也同样需要采购其它国家的重要部件。

　　以美国的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的所有产品及其零部件均由第三方企业制造，关键部件制造和供应分布在美国、中国、德国、爱尔兰、以色列、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荷兰、菲律宾、中国台湾、泰国和新加坡，其中苹果计算机、iPhones、iPads和iPods装配在中国完成。

　　再看美国引以为傲的航空制造业：波音公司商用飞机制造已经放弃完全自主投资方式，不再独立承担新型客机的设计和制造，而是根据新型飞机和零部件的复杂程度，在全球范围选择风险共享伙伴，采取与风险共享合作者共同承担研发和生产成本的方式减少投资。波音787飞机的零部件和子系统依靠全球采购。787新型发动机既有来自美国通用电气的发动机，也有来自罗尔斯·罗伊斯遄达（Trent）发动机。如果按价值计算，波音787飞机90%的设计和子系统依靠外购，按部件计算，进口比重大约到70%。

　　从以上对全球化进程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从殖民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到生产全球化是一个逻辑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推动了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也使世界在经济上逐渐融为一体。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遗世而独立。

　　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

　　如果说早期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关系形成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两者的关系则不再像往常那样清晰了。相反，产业链的全球化正在侵蚀和削弱着民族国家的主权。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摩擦，越来越多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促进。那么，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呢？

　　首先，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经济全球化得到了深入发展，由它所带动的国际性交往和联系急剧增加，全球性的瘟疫、跨国犯罪组织、全球生态、恐怖主义、核武器、移民和难民、金融危机等治理问题，远远超过了普通单一民族国家的能够应对的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世界各国应对2020年的新冠疫情，既需要主权国家内部的力量，也需要民族国家对外寻求全球性的协商和合作。为了继续维护国际秩序，诸如联合国、欧盟、WTO、WHO等跨国性组织自然就在当中发挥重要影响。但这些国际性组织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权力将被制约。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的一系列“退群”行为，特别是2020年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都可以视作部分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弹。

　　其次，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化的形态，对民族国家的传统治理能力构成挑战。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公布的数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在1968年为7276家，1973年有9481家，1987年为10727家。自1960年开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长，从1969年的2.73万家增加到1980年的9.8万家。”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09年全球投资报告》显示，截止到2009年，全世界有近8.2万家跨国公司，其中国外分支机构达到了81万家。

　　大量跨国公司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需要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税收和投资市场较好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资本，客观上减少了本国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投资和生产等环节都转移到了国外，也压低了本国政府应当收到的税款，削弱了本国政府进行税收再分配的能力，于是出现了经济联系的全球性与社会福利的地区性之间的矛盾。

　　再者，全球性的经济交往日益扩大，与之相伴随的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潜在风险也在增多。在资本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各国防控金融风险、抑制投机性资本的压力必然增大。资本没有国界，具有很高度的流动性和强烈的投机性，但风险却实实在在地强加给了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国民”。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中说道，“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过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一些较为极端的全球主义者甚至认为，民族国家正在走向终结。美籍日裔学者大前研义所指出的“从经济活动的真实流动角度，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作为今天无国界的全球经济中的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

　　第四，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

　　全球化对于不同的地区和群体来说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不仅突显了国家间的差异和两极分化，同时也在国家内部制造出了输家和赢家。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发达国家主导和引领。所以，无论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还是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的高端产业链），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占据上风，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接受全球化的过程。

　　另一方面，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全球化同样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制造业的外移，导致中产阶级的萎缩，以及劳工阶层就业机会的减少。以美国为例，从1895年到2009年，美国一直是世界制造业的领袖。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本土制造业不断萎缩：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从1957年的27%下降到2009年的11.2%；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也从1998年的1760万减少到2010年的1150万。随着生产设施的外迁，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自1980年以来增长极为有限。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停滞对比鲜明的是美国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从二战后至今，美国第三产业的规模由不到1500亿美元增加到10万多亿美元，增长约70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不到60%增加到80%左右。

　　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产业空心化”现象不断加剧。资本和产业链的外移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苹果公司产品在全球博得暴利，就是美国海外收益的缩影。但是，海外财富流入并没有使美国全体民众受益，巨额财富只是集中在少数精英人才手中。对于美国普通民众来说，全球化的结果是美国中端工作机会（其中包括大量的技术工作职位）大量流失，原先的就业人员逐渐滑落到缺乏技术含量的低端服务业，国民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两极分化，大大地加剧了美国的贫富悬殊。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2020年美国大选中社会呈现出高度的撕裂状态，都跟美国过去几十年“产业空心化”导致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从以上可以看出，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冲突已经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全球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国家形成了冲击，而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采取的不同政策又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问题。这是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内部引发生了“反全球化”浪潮的根本原因。

　　掀起这轮反全球化浪潮，这位功不可没（资料图）

　　三、中国崛起对全球化的重大意义

　　在谈论全球化时，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事实上，离开了中国，无法理解全球化的含义。

　　首先，离开了中国，任何意义上的全球化都是不完整的。具体地说，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或者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前，或者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经济的全球化，无论是贸易全球化还是生产全球化都是不完整的，都不能真正称之为全球化。这个中道理也很简单：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国家没有参加的全球化，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尽管全球化这个词汇（globalization）出现在英语词典当中是在1961年，但这个词汇的广泛运用则是在最近二三十年，这个现象并非偶然，这跟中国全方位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有着密切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由于中国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才使得全球化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但是，中国的崛起对全球化的意义不仅于此。

　　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中国加入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建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中国事实上成为了全球经济体系中最具活力的力量。严格说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全球化的一个新起点，全球化从此开始真正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苏东解体，两大阵营不复存在，资本主义推倒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壁垒。而社会主义的中国在邓小平南巡后加大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并在2001年成为WTO的一个重要成员，很快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签订以来最大的一个变化，也是几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出现的一个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中国成了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成了全球经济体系的世界工厂，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新现象。

　　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通过加入由资本主义国家创建的经济体系而实现了经济起飞，并有望在未来不远的将来，超过资本主义的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本身就令人感到惊愕。更重要的，中国有可能会对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对缓解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作出特别的贡献。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取得的巨大成功，给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这就是社会制度不同并不影响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人类社会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完全可以避免制度之争。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图为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视频会议截图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不仅是做人的道理和品德，而且也是今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的品德。如上所述，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张力和矛盾。一个国家如果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处处强调本国优先，像特朗普政府那样，这必然跟全球化发生激烈的冲突。中国作为全球率先走出新冠病毒疫情的国家，作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合作共赢，使得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发生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变化。2020年11月15日，中国与其他14个亚洲国家共同签署了RCEP，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应运而生。RCEP的诞生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这在充满焦虑和不安的2020年具有特别的意义。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的巨大人口体量、巨大经济体量，前所未有的成功范式，使得有数百年之久的全球化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今天的全球化，包括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已经不能简单界定为资本主义全球化。

　　展望全球化的未来，有三点可以预期：一，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无论各国政府是拥抱还是拒斥全球化，都无法阻挡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二，全球化跟现代民族国家有着内在的张力和矛盾，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着世界的发展。三，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深深融入其中的全球化已经回不到过去。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应当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