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正确解读中印第九轮军长级谈判成果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2021年1月24日，中国国防部发布了第九轮中印军长级会谈的联合新闻稿。军长级会谈，是2020年5月中印边界地区因为印方主动越界行动造成紧张局势以来，双方在实践中形成的解决边境事态、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的一种务实创新的对话机制。

　　此次发布的第九轮会谈联合新闻稿，是从2020年6月6日开始，持续谈判之后取得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从内容看，新闻稿显示，双方就中印边界西段实际控制线地区脱离接触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意见交流；双方同意尽早推动一线部队脱离接触，确保一线部队保持克制，共同努力推动降温缓局（对应的英文表述为“advance de-escalation”），稳控西段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局势。这些看上去波澜不惊的内容背后，清晰地折射出中国在两个战场，即中印边界西段实际控制线地区和军长级会谈谈判桌上，持续稳健地取得进展与成就。

　　截图来自央视新闻

　　解读中印军长级会谈成果必须了解其特殊背景

　　从具体战术层面来看，军长级会谈是印度方面在中印边界地区擅自采取行动，打破地区稳定和安全之后的产物。2020年5月，印度首先在中印边界地区采取单方面的越界行动，破坏该区域的安全与稳定。6月15日，更是发生印方违背6月6日第一次军长会议承诺的越界冲突事件，印度一线部队的个别中层军官，既缺乏必要军事才能，又被政治投机需求冲昏头脑，率队制造了令各方震惊的加勒万河谷事件。从实际效果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线部队在加勒万河谷事件中给予越界寻衅者坚定有力的回应，没有让印方的战术投机行动取得实质性收获，中印军长级会谈才得以在加勒万河谷事件之后持续进行。

　　换言之，中印军长级会谈能持续展开至今本身，就是中方成功的象征：用有理有力有节的行动处置现场一线部队，压制了印方的战术投机行为；后续又有多军兵种力量展示和快速部署，在边境地区及其支撑纵深地带，对印方企图增兵、扩大冲突规模等军事冒险行动形成了有效威慑；在谈判桌上，中方用坚定意志、韧性及颇具战略智慧的谈判技巧，与具有显著不确定性、难以常态化理解的印度谈判对手，坚定而持续地推进军长级会谈，并将会谈聚焦于可操作性的具体问题，继而有效稳控西段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局势。

　　从宏观战略层面来看，军长级会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长期存在并不断取得成果，事实上为中印关系、区域乃至全球的安全稳定，发挥了战略稳定器的作用。经过客观分析，我们不难发现，2020年5月由印度越境挑衅诱发的本轮中印边境冲突，特别是6月15日的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于一个特定时期：新冠疫情对全球各国构成严峻威胁，印度国内的疫情发展更是让全球感到担心与不安；中美关系则在美国国内疫情和选情的共振之下，经受着日趋强烈的顶头风的冲击与挑战，美国战略精英毫不掩饰地拉拢印度，将印度抬出来和中国打擂台，用美国版的印太战略来牵制、乃至围堵中国发展的整体构想。但是，印度国内躁动的民族主义，基于对局势的明显错误认知与判断，实施了军事投机冒险行动。

　　虽然表面上看来，发生在中印实际控制线现场的冲突，被媒体戏谑为“冷兵器冲突”，但对中国来说，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可能是空前：一方面，不能不做出回应，否则会导致军事冒险投机取得不应有的回报，继而导致得寸进尺式的升级；另一方面，这种回应必须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因过度回应而诱发局势失控和升级，尤其是如何避免华盛顿因中印冲突失控而成为得利的渔翁，这一点就更是与中国宏观战略需求密切相关的了。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具有显著个性化特征的对手，印度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特殊的国内政治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可思议的印度”（Incredible India）模式的特殊谈判风格，使得构建、维系并持续推进一个稳健的谈判机制与模式，成为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解读中印军长级会谈成果必须具备系统和动态的视野

　　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动态发生的具体个案，军长级会谈是一个应对具体个案而出现的创新机制。认识和理解军长级会谈所取得的成果，需要具备系统和动态的视野，简单回溯2020年6月6日开始的九轮军长级会谈，可以发现九轮会谈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本以第五轮会谈作为分界点：

　　第一轮到第五轮是会谈第一阶段，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将印度带回到谈判桌上，放弃不切实际的军事投机冒险举动，确保军长级会谈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平台，实现中印之间的战略稳定。这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的共同结果。

　　印度方面对军事投机冒险的偏好在这一阶段达到了峰值，即第一轮军长级会谈之后出现的6月15日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中方坚定的现场处置，后续面对印方边境增兵威胁时坚决有力的响应、快速部署多军兵种系统。无论印度方面在话语以及国际舆论场上如何进行措辞操作，最终的实际结果就是中印军长级会谈开始以比较稳定的方式运行起来。

　　从具体的消息发布和措辞来看，可以发现三个显著焦点：消息来源主要通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例行记者发布会以问答方式提供；透露的会谈焦点聚焦于“一线部队有效脱离接触”和“缓解边境局势”；中方的信息发布谨慎、务实和专业。这可以理解为双方在该阶段的谈判中，就当时的局势“紧急制动”踩下刹车，毕竟双方、尤其是印方，并不希望真的与中国来一场迎头相撞的全面冲突。中印双方的实力对比和整体利益诉求，决定了借助军长级会谈这个创新机制，得以成为缓释局势，稳定战略的关键。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方始终以负责任的方式发布精准信息，这是确保军长级会谈稳健推进的重要保障之一。相比中方，印度方面更多地倾向于采取明显的情绪性煽动和政治炒作性信息发布策略，谋求收割额外的国内政治收益。但最终实践显示，这种与实力、事实不匹配的不负责任举措，更多地成了印度方面自我设置的战略负担，而非筹码。

　　从第六轮到第九轮的军长级会谈则是第二个阶段，中国的整体部署以及谈判中表现出的坚定性，在谈判桌上取得了可见且重要的实质性成果。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出现了“联合新闻稿”的形式，而且开始通过中国国防部新闻发布会的权威渠道，发表谈判成果。第六轮，第八轮，第九轮均发布了联合新闻稿，第八轮和第九轮的联合新闻稿提供了中英文双语版本，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避免错误理解（misunderstanding），避免误判（miscalculation），推动降温缓局（advance de-esclation），这凸显出经历充分的实力较量以及谈判桌上的交锋之后，最终朝着中方预期的良性发展轨道，呈现积极变化。

　　这一阶段取得的主要成果，其一是在第六轮联合新闻稿中表示“停止向一线增加兵力”，“不单方面改变现地态势”以及“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意味着印方的行动策略在遭遇挫败之后有了重大调整。此后，在边境地区交换迷路士兵等事件中，相关会谈成果的具体运用得到初步体现。其二是对沟通对话解决问题，管控分歧，避免冲突，为局势降温等具体议题，形成了初步的共识，为最终问题的解决初步奠定了良性的发展势头。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官兵，在海拔4300多米的雪山上巡逻 图自央广军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长级会谈如同一列缓缓启动的火车，每经过一轮会谈和不断展开新的会谈，这列火车就会朝向最终目标实现一次加速，而伴随着持续的加速，要阻断这一进程的难度就会大大提升。这对印度一侧来说，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差不多就在第九轮军长级会谈成果发布的同时，印度陆军的消息渠道还在发布与中印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以及为实际控制线地区冲突地域降低基调不符的讲话，还在表示、甚至以隐含威胁性的方式炫耀所谓印度陆海空三军联动的能力，用所谓印度的国家利益来暗示继续搞事的可能，用某种荣誉化塑造的方式去纪念那些军事冒险投机行动中的牺牲品来进行内部的民族主义动员。

　　显然，这预示着中方也要做好相应的两手准备，一方面维持辩证的方式，另一方面采用包括必要的多样化实力使用在内的方式，来推动中印关系、尤其是边境冲突地区的局势，从而稳健地运行在建设性轨道上。

　　就新闻稿内容来看，军长级会谈还会持续进行下去，这是一个良性发展的势头，同时也是一场综合性的博弈。这场博弈会在两个场域、三个场合展开，即线下和线上两个场域，以及冲突现场、谈判桌以及社交网络平台为核心的舆论场等三个场合。

　　更加直白的说，一如笔者在此前中印边界对峙事件的相关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中印的博弈乃至斗争，始终包括现实博弈和舆论斗争两个主要战场。对中国来说，常见的挑战是：在现实冲突中可以说占不到任何便宜的印度会使用各种不同方法，不断尝试在舆论场上赢回事实上输掉的冲突与博弈；而中方如何将事实上占据的主动，以恰如其分的方式说清楚，可以说是对全体中国网民网络能力与网络素养的一场全面挑战与考验。

　　在中方已经披露的八轮军长级会谈的权威内容来看，双方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至少被提及5次，这充分显示中印双方领导人对管控分歧、以对话方式解决问题、避免局势失控等方面的共有认知。毕竟即使对于擅长国内政治动员的印度领导人而言，一旦局势失控亦或牺牲印度利益为域外第三方火中取栗这种事情，也都不符合其利益计算结果。

　　回顾2020年6月至今的中印军长级会谈的发展历程，我们完全有信心有理由对事态的发展势头保持谨慎与乐观，朝着真正意义上中印双赢方向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