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12月6日发表题为《美中关系进入新阶段》的文章，作者是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全文摘编如下：

中美领导人举行的线上会晤实际上是双方数月来努力工作的成果：竭力阻止两国关系螺旋式下滑至危险的冲突境地。

此次会晤试图为一场可能失控的冲突提供一个平台，看看是否有足够的空间让双方接受权力限制并找到妥协的空间。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可能实现，也不清楚美中两国的雄心是否从根本上说是不相容的。但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美对华政策分多阶段

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几个痛苦的阶段。华盛顿曾长期处于否认阶段：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以来，它仍然认为中国会变得更像美国。然后，随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华盛顿进入了愤怒阶段：两党都将中国妖魔化，并对中国利用美国来推动其崛起表示愤慨，同时美国采取行动抗衡中国或以某种方式使中国退却。

中美领导人的会晤标志着双方走向第三阶段的努力：讨价还价。美国目前的共识是，华盛顿对自己反对的东西，态度坚决，但对自己想要或需要的东西，则不那么坚定。人们感到，由于担心事态失控，并面临棘手且耗时的国内问题，中美两国领导人都需要像拜登所说的那样设置“常识护栏”，这样“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就不会演变为冲突，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总之，他们希望有一点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为这种关系提供一个托底。

批评者指责拜登的对华政策是“特朗普式的”——关税、脱钩、彰显道德的信号等等，只不过调子比较温和。但是，就像拜登的外交政策显而易见的那样，他的对华政策一直是价值观和利益之间的拉锯战，常常倾向于实用主义，与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举行的峰会以及围绕北溪天然气管道二线的协议都体现了这一点。

对华关系呈复杂化

围绕中国的政治气候白热化，这很可能使拜登在这个问题上留下其印记的努力复杂化。拜登自己的顾问似乎也采取了谨慎态度。以“亚洲沙皇”库尔特·坎贝尔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所表达的观点为例。他们在2019年的《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指出，分析人士抛弃早先对中国的乐观看法是正确的，但“在仓促支持竞争时，决策者可能正用一系列新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取代旧的思维……假定竞争可以在接触政策失败时成功改变中国——这一次是迫使中国投降，甚至崩溃”。相反，他们解释说：“共存意味着接受竞争作为需要管控的条件，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美国和中国都需要准备好与作为大国的对方共存。”

但世事难料。相互撞上的两个核大国之间多层面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存在的风险)将它们拉往不同的方向。在美国，指责对手对北京过于软弱是一种方便好用的政治武器。这种互相妖魔化的做法会激起两国各自的民族主义，使美国和中国为建立一个管理竞争性共存的框架所做的任何政策努力都变得复杂。

在经济领域，尽管存在怨恨和贸易战，但美中之间的相互依赖并没有完全减弱。是的，双方在敏感的技术贸易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脱钩，美国公司正在使供应链和近岸业务多样化。但美国商会的一项民调显示，在美国企业减少在华业务的同时，71%的美国企业并没有退出中国的计划。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年双边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为6150亿美元；美国的投资也有所增加，达到1245亿美元。此外，在2020年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全面推进后，华尔街企业向中国债券市场投入了2120亿美元。

缓和对抗非常重要

迄今为止，缓和对抗的努力一直是有限的，但并非无关紧要。放松对两国记者限制的协议似乎旨在定下新的基调。

更具体地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的出人意料的协议似乎是预备外交的产物。减少甲烷、逐步减少煤炭使用以及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开展合作是中美合作的关键领域。

地缘经济学是竞争的核心领域。美国、欧盟和日本正在讨论产业补贴问题，如果达成共同立场，那可能有助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并向中国施压。在技术竞争方面，美国需要加强在监管和制造业方面的博弈——为520亿美元的美国芯片生产提供资金的主要立法已经拖延了一年。另一个考验将是商讨技术标准。

更重要的是，有必要着手应对技术构成的核风险。降低这些风险并非易事，但中国在这些领域开始谈判的可能意愿以及中美领导人会晤菜单上的其余部分，是决定能否建立一个处理竞争性共存的框架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