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3月以来，美国单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中国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来加以应对。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恐美”言论，认为中国不应与美国对抗，反而应尽可能满足美方要求，换取美方的“豁免”。

一味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真能换来美国的“豁免”吗？

回顾发生于上世纪60-9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不难发现，日本的一再退让，换来的只是美国的变本加厉，影响负面且深远。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曾几何时，日本在半导体芯片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囊括了NEC、东芝（Toshiba）、日立（Hitachi）、三菱（ Mitsubishi） 等国际知名企业，然而，短短30年间，日本也将自己逐步确立的竞争优势拱手让出——

1980年间日本半导体行业达到全球市场80%的份额；90年代其全球市场占有率为49%；到了2017年则跌落至仅有的7%。

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大幅退缩，是日美贸易战下的无奈之举，更是日本经济整体竞争力下降的缩影。

演变

二战后，日本经济逐渐恢复并高速增长，1968年日本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加剧了各国和地区之间贸易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引发一系列经贸摩擦。其中，日美贸易摩擦最受关注，影响也最大。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伴随经济逐渐恢复，日本纺织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迫切需要扩大海外市场。当时，欧洲处于战后复兴阶段，日本与英法等发达国家尚未恢复正常贸易关系，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殖民地统治下，美国成为日本最主要的产品出口地。由于日本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对美出口不断扩大，1955年日美之间在战后首次爆发纺织品贸易纠纷，从此拉开了日美贸易摩擦的序幕。

直到60年代前期，日美贸易摩擦主要围绕轻工业品、杂货品等展开，涉及棉织品、手帕、鞋、金枪鱼罐头、陶瓷器、缝纫机、胶合板、玩具等产品。其中，围绕纺织品的摩擦最为激烈。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自1956年1月开始对美出口棉织品实行自愿限制，1957年双方签署《日美棉织品协议》，直到1971年签署《日美纺织品协议》，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才告一段落。

1965年，日本对美贸易出现顺差，并在此后的40多年里（除1967年和1975年外）基本保持顺差，美国对外贸易政策随之发生微妙变化，日美在钢铁贸易领域开始出现摩擦，并成为60年代中期以后的主要摩擦领域。1969年1月，日本对美钢铁出口启动自愿限制措施。

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重心从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日美间贸易摩擦的领域亦从钢铁扩大到家电、录像机、船舶、汽车、半导体等。到80年代中期，日美间的钢铁贸易摩擦落下帷幕，双方政府达成协议，日本对美钢铁出口实行自愿限制。

在此期间，日美围绕彩电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自1970年8月起，美国对日本制造的电视机及相关产品先后采取停止验关、认定倾销、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征收倾销税等措施，抵制从日本进口。继彩电之后，日美间围绕汽车领域的贸易摩擦更加引人关注。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具有节能省油特点的日本汽车等交通工具在美国十分畅销，对美出口迅速扩大。1980年2月，美国汽车劳动协会要求日本对汽车出口实行自愿限制。

80年代中期以后，日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美国开始将汇率作为缓解贸易收支逆差和贸易摩擦的重要工具。日美间围绕汽车、摩托车等产品的贸易摩擦，一直持续到90年代前期。这期间美国还要求日本对从美国进口的牛肉、橙子实行自由化，日美两国在税务、技术专利等领域也开始出现摩擦。

整体来看，面对美国的打压，日本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反而主动配合美国，比如要求日本汽车企业自主限制对美出口、鼓励其在美国投资建厂、鼓励国民购买美国汽车等。日本的妥协做法是为了尽早“息事”，但不代表就能获得美国的“豁免”，反而令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增加了在半导体、钢铁等领域对日本进行打压的“底气”。特别是1985年，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最终签署了“广场协定”，日元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这为此后日本经济崩盘，深陷“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

80年代中期以后，日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美国开始将汇率作为缓解贸易收支逆差和贸易摩擦的重要工具。日美间围绕汽车、摩托车等产品的贸易摩擦，一直持续到90年代前期。这期间美国还要求日本对从美国进口的牛肉、橙子实行自由化，日美两国在税务、技术专利等领域也开始出现摩擦。

整体来看，面对美国的打压，日本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反而主动配合美国，比如要求日本汽车企业自主限制对美出口、鼓励其在美国投资建厂、鼓励国民购买美国汽车等。日本的妥协做法是为了尽早“息事”，但不代表就能获得美国的“豁免”，反而令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增加了在半导体、钢铁等领域对日本进行打压的“底气”。特别是1985年，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最终签署了“广场协定”，日元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这为此后日本经济崩盘，深陷“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

2

差距

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产业竞争力下降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开始致力于结构改革，不断放松国内规制，对外开放市场。随着日美间的贸易摩擦逐渐弱化，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变化趋于平稳，日美贸易摩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日美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1.日本人均GDP由优势变为劣势

尽管日本经济因泡沫破灭而受到重创，但人均GDP仍由1990年的与美国旗鼓相当，提升至1995年4.19万美元，明显高于美国2.87万美元的水平，也成为日本领先美国最多的一年。

但之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日本人均GDP对美国的相对优势消失，双方差距自此开始逐步拉开。

尽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略有缩小，但之后又继续拉大（图1）。2019年4月15日，IMF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人均GDP为3.93万美元，在G7国家中仅略高于意大利，已不到美国6.26万美元的2/3，日、美已不在一个层级之上。

2.日企在全球500强中由优变劣

在1995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日本企业数量为149家，排名全球第二，仅略低于美国151家的水平。日本早在此前的1989年最高点时，其企业市值总额曾为美国的1.5倍，占全球的45%。1995年之后美国处于上升通道，而日本则出现了明显下降，双方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图2）。

至2006年，世界500强榜单中的日本企业数量已减少至70家，十年期间数量减半，而美国则为170家，日美之间的差距首次拉大到100家的水平，之后，尽管双方的数量均缓慢下降，但日美之间则始终保持着较大的差距。

2018年日本上榜公司数量为52家，排名全球第三位，尚不及美国126家的水平的一半，且以丰田、本田、日产等汽车制造商为主。

表1中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全球500强中日企排名要优于美国，包揽了全球前5位，但到了2019年，日本企业不仅在数量上明显处于劣势，而且相比美企的排名相对稳定而言，日企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排在最前面的丰田公司在全球仅排名第10，而且前10之中竟然有两家企业已排在全球100名之后。

从上榜企业的行业分布看，1995年时美国主要是汽车、IT、食品健康等企业，而日本则以商社、汽车为主导。到了2019年，美国则演变为以IT、信息通信、制药等现代高科技企业为主，日本仍保持汽车、商社的传统格局，只不过商社地位有所弱化而已。

3.日企在美国获得专利数量由主导变为次要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科技水平一直在全球处于明显领先地位。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其在科技领域的进步也非常明显，甚至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例如，外国公司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量由1963年的17%，上升至1987年的48%，到1990年仍保持相同的水平，其中，日本企业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1980年排名前6的还都是美国公司，但到了1990年，前4位均被日本公司所占据，并且日企在前10位中占有5席。

之后，美国逐步实现了赶超，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IT企业也实现了快速崛起。在2018年获得美国专利数量的排名中，前20位之中只有4家不是IT及信息通信类企业，4家之中还有福特和丰田两家车企。美国在前10位之中占据了6席，而日本只有1家企业上榜，已完全处于劣势。在排名前20的16家IT及信息通信行业主导企业中，不仅没有1家日本企业，而且与1990年时前10位之间差距不明显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8年排名前2位的IBM和三星电子的专利数要明显领先于其它企业。

更为重要的是，受全球技术发展与进步速度与进程所限，在日美贸易战打到半导体及结构性问题等领域时，日本已找不到新的大规模的产业提升空间，只能放弃部分半导体硬件产业的赶超，以确保其在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领域的美国市场份额，可以与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一争高下的TRON操作系统等软件的研发与应用更是被迫停止。

从图5的2018年日本主要产品出口结构中可以看到，汽车及零部件仍为其主要出口产业支柱，特别是在对美出口方面，2018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80%左右都来自汽车及零部件领域，这还没有包括日本在墨西哥所设工厂的输美生产，以及在美工厂的生产量。

换句话讲，日本通过在半导体和产业政策领域的大幅退缩，保全了汽车及零部件领域的美国市场，不仅是明显的无奈之举，对日本产业发展的影响则更为负面且深远。

在打压日本的同时，美国也尽可能借鉴日本产业政策经验，组建了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为IBM、德州仪器等IT巨头的兴起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在赢得美苏冷战、日美贸易战，重新确立在IT领域的全球霸主地位之后，为进一步巩固已取得的优势，美国又牵头推动了WTO的建立，大大推动了经济和产业链的全球化进程。

为降低成本、提高产业链整体效率，美国在IT领域替代了日本过去在“雁形模式”中的产业分工位置，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乃至日本纳入到了其全球IT及半导体产业链条之内，并提供相应的市场空间，不仅为三星电子、LG电子、台积电、鸿海等企业的崛起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技术与市场条件，也间接压制了日本相关产业的发展空间，日本企业只能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凭借其固有的产业和技术优势，逐步转向部分高端配套零部件领域，这也是近期日韩贸易战中日本能够卡住韩国要害的原因所在，但对美国而言，缺乏整体竞争力的日本显然是安全且更有助力的。

再如，在上世纪90年代IT革命时期的计算机领域，软件系统和台式计算机完全由美国主导，日本只能依靠其精细化的产业技术优势，提供内存、显卡、显示屏等高端配件，并在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等领域找到了一定的市场突破口。在之后的3G到5G，以及普通手机到智能手机的发展过程中，日本企业同样依托其在高端零部件领域的技术优势，分得一定的利润空间。但是，由于其在IT领域缺乏主导地位，以及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相关企业的崛起，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则越拉越大，甚至在部分前沿领域被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企业所超越。

在全球经济即将由信息时代步入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于2016年出台了《超智能社会5.0》战略，试图依托其在全球市场占比达到80%左右的机器人等硬件领域的产业及技术优势，引领AI产业发展，逐步弥补其在数字化领域的短板，以确立其在智能时代的产业和技术优势，找回失落的十年乃至二十年。

当前在自动驾驶领域，就已经出现了日、德的试图以硬件引领软件，与美国的试图以软件引领硬件的发展模式之争。在美国将主要关注点转向中国，亚洲模式重新开始复苏的时候，日本或许能够为自身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寻找到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4

启示

在特朗普政府对我发动贸易战之后，其核心目标与当年日美贸易战并无二致，都是想方设法迫使对方接受城下之盟，以确保美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中的主导地位，操刀者也都是莱特希泽本人。

相比日本当年而言，我国同样也具备如下相似的相对优势：

*建立在大陆法系基础上的强力产业政策扶持；

*以华为为代表的更为先进与优秀的企业文化及管理模式；

*能吃苦耐劳的高素质劳动力及相关教育培训体系。

其中，以华为为代表的“共有产权”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经济全球化后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还很好地解决了企业长远战略与短期利益平衡问题，可以说代表了全球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同理，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淡马锡模式（存量资产）+华为模式（新增资产）的有效组合或为我国的国企改革提供一条极富竞争力的全新路径。

除上述三方面的比较优势之外，在经济与产业链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还具有如下三项重要的比较优势：

*政治、军事及外交的完全独立与自主；

*未来将超越美国的巨大市场潜力；

*高效低成本，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全球化产业链体系。

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对于与日、韩、德等国企业相比，在很多领域已处于劣势的美国企业而言，如果失去我国市场及高效低成本产业链，所受打击将会是致命的。但是，如果我国在高压下签署了城下之盟，特朗普就更有能力和理由压盟友签署，对美国企业的不利影响将被完全逆转，这也正是特朗普全面发动贸易战的终极目标之所在。因此，对特朗普为何选择我金融去杠杆的经济最艰难时期突然发动贸易战，以及随后貌似失去理智的不断持续施压，也就不难理解了，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完美的战略设计与考量。

同样，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压盟友放弃使用华为设备也是一把双刃剑，哪国照做了，要支付更高额的成本不说，因5G是迈向智能时代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实现5G时间滞后2-3年，将使其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巨大风险，最后的抉择或将决定该国未来命运，使其不得不三思而行。因此，只有强力施压盟友一致采取行动，才会得到对美国有利的最终结果。

那中国该怎么做？答案不言自明！（?望智库）